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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宋代古文运动的胜利和深入，宋代的文论也发展了，而且发生了分化。这种分化，总结起来可以分为三类：政治家的文论、道学家的文论、文学家的文论。 一、政治家的文论 政治家文论的代表是王安石、司马光。这两个人在政治见解上是互相对立的。但是在文论上，他们的见解却一致。其见解最大的特点就是强调文章要为政治服务，要成为政治的工具。王安石认为“文者，礼教治政云耳”。司马光也有同样的观点：“所谓文者，乃谓礼乐之文”。 时人李觏说“文者，岂徒笔墨章句而已哉，诚治物之器也”。所谓“治物之器”，即治理国家的工具。王安石说。真正的好文章，要“务为有补于世”，司马光也说，好文章要“验之于当今”，实际上都是把文章的政治实用性作为唯一的标准。 王安石当宰相推行新法的时候，出于他的文章要成为政治工具的见解，取消了以往科举考试考诗赋的制度，只考策论。苏轼对他曾有这样的批评：“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好使人同己”。 二、道学家的文论 道学是宋朝发展起来的一种主观唯心主义思想，提倡“心性之学”。代表人物是周敦颐、程颢、程颐。道家文论的特点是提倡文章要成为“载道”的工具。周敦颐说：“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用，徒饰也”。所以他说：“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词为能者，艺焉而已”。 这里要指出的是，道学家所说的“道”，和宋初古文倡导者所说的“道”有所区别。宋初人所讲的文道合一的“道”，指孔孟之道；而道学家的“道”，是经过他们加了工的更加唯心化的心性之学。他们否定文章的文学性、艺术性，认为“有德者必有言”。 他们甚至认为，一个人道德修养得好，根本就不必学什么了。道学家吕大临曾有一首诗：“学如元凯方成癖，文似相如始类俳。独立孔门无一事，只传颜氏得心斋”，这首诗很能表现道学家对学问文章的极端态度。 道学家认为，学作文是对道有害的，这就是有名的“作文害道”论。程颐和他的弟子有这样一段对话：“问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作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哉！书曰：“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道学家的文论否定文学。 三、文学家的文论 文学家的文论在宋代是最有影响、最有价值的文论。文学家的文论就强调一个“文”字。他们重视文学自身的独立的价值，重视文学的艺术技巧。其代表人物是欧阳修、苏轼等文学家。欧阳修为了针对宋初西昆体的光追求技巧而内容贫乏的倾向，文论中还不得不讲“道”，而且很强调“道”，认为“道”是文章的内容，“文”则是形式。 苏轼走上文坛时，西昆派彻底被打垮，文学家也就用不着针对内容贫乏的倾向而强调“道”，所以，苏轼主要强调的是文章的技巧和文学性。在这方面苏轼最著名的论点就是对“辞达而已”的“达”字的解释。“辞达而已”是孔子的话。 苏轼说：“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了然于口与手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经过苏轼的解释，“达”字成了艺术性的最高标准。 苏轼还有其他的一些值得注意的观点。比如，苏轼认为，要做到“达”，把事物的形象表达出来，首先作者心中得有形象，这就是所谓“胸有成竹”。只有有强烈的创作冲动才能将淋漓尽致地表达内容。 另外，在文章的形式上，苏轼主张一切顺从内容的需要，做到充分自由活泼。他以水作比喻，说明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他还在风格上提倡多样化，在艺术上提倡创新。 总之，苏轼文论的文学性是很强的。他非常强调对事物形象的表现技巧，而且，他不但在理论上是这样说的，在创作实践中也是这样做的，他的文章都写得情文并茂，痛快淋漓，读起来令人心旷神怡，在文学史上有很高的成就。 第二节 宋代的诗论 宋初诗坛“西昆体”泛滥。西昆体的诗只追求华丽的词藻、典故，而内容贫乏。后来欧阳修、梅尧臣登上诗坛，一方面针对西昆派的诗歌脱离现实、内容空虚的倾向，大力提倡诗歌要反映社会内容，要有“美”有“刺”。另一方面，在诗风上，提倡含蓄、平淡，来反对西昆派的艳丽。经过他们的提倡，宋诗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趋于健康。 王安石、苏轼等人登上诗坛之后，宋诗更加发展，达到顶峰。到了顶峰以后，宋诗也就逐渐走了下坡路，其标志是江西诗派的出现。江西诗派以黄庭坚为首，因为黄庭坚是江西分宁人，故称江西派。江西派的特点就是脱离现实生活，到古人故纸堆中去找诗料。诗歌就又逐渐脱离了现实，以学问为诗，以书本为诗。 宋朝中叶后，朝廷科考重视策论，再加上道学的影响，整个社会议论的风气较重。这种风气也影响到诗歌。直到南宋，诗论家严羽在《沧浪诗话》里提出了“别材别趣”的理论，指出诗歌的形象思维的性质。同时由于社会和民族矛盾促使许多诗人转向现实，写出反映现实、反映人民抗金斗争，反映爱国主义激情的诗篇。 一、黄庭坚的“点铁成金”说 江西派的开创者是黄庭坚。他是江西派的领袖，也是为江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