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植物园标本采集历史纪要-华南植物园标本馆-中国科学院.PDF

华南植物园标本采集历史纪要 胡启明，曾飞燕 标本是物种名称、形态特征、生态习性以及地理分布等诸多信息的载体，是进行分 类学研究的最 基本资料。一个标本馆收藏标本的数量和质量是其研究工作水平和在学 术界地位的重要标志。我所创建伊始，陈焕镛教授对开展调查采集、建立标本馆十分重 视。在 1934 年《国立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概况——第一次五年报告》中即明确指 出，本所之设立，以调查广东植物种类为首要任务，并对采集任务作出全面规划：“为 求采集详尽，而无顾此失彼之弊，特将本省本部诸地，依其山脉河流地势，划为四大区， 组织采集队四，每队担任一区之工作，常年往来于其所担任之区域内，循环采集，第一 年各队就其各该区域内作试探采集，将各区内森林丰富之地，调查清楚，作为采集中心 地，然后于第二年开始详细采集，每区每一采集地点，一年之 中至少须经过两次，以 求得完全之材料。除本部四区外，另一特别区，即海南岛区；该岛地居热带，植物丰富， 惟交通不便，故特拟于第三年全年于该岛作详细采 集” 。按此规划，自1927~1933 年， 已派出采集队109 次，前往广东境内各地、香港和海南采集，共采得标本31836 号，至 1934 年初，馆藏标本已达60250 号，约 15 万份，另有液浸标本932 号，未登记者477 号，种子标本415 号，木材标本425 号，可供交换的副号标本20 余万份，成绩斐然， 并与美国哈佛大学标本馆和当时研究东亚植物的权威 E. D. Merrill 教授建立了良好的 合作关系。 取得这些成绩不仅付出了巨大的劳动，还经历了一场与外国势力的斗争。当时的美 国教会学校——岭南大学已在广州建校多年，生物系的G. W. Groff、F. A. McClure 、K. P. Buswell 等人也从事植物学研究，而且一直把华南视为自己的地盘和势力范围。开始， 他们并不在意陈焕镛，认为一个中国人，势单力薄，成不了大事。及至 见到陈焕镛的 事业迅速发展起来，并在1930 年创办和发行了以英文刊印的学术期刊《Sunyatsenia》， 发表的学术论文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 超过他们，才使这些洋教授们高人一等 的优越感和自尊心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后来者居上，动摇了他们在这一领域的主导地 位，使他们难堪而又无奈。当时的生物 系主任 William Hoffman 致函 E. D. Merrill ， 抱怨陈焕镛侵犯了他们的利益，并以岭南大学获得中国基金会资助为由，邀请陈焕镛开 会，讨论合作，公然提出条件，要与陈焕镛约法三章：1. 双方交换标本；2. 划分势力 范围；3. 不得在同一季节考察同一地区。对于这些无理要求，陈焕镛断然拒绝，当即表 示：交换标本与岭南大学获得基金资助无关，其余两项显然是在合作的幌子下强加的限 制，并坦然宣称：“我来广东是为了研究广东的植物，只要我有能力，我要走遍所有的 地方，在任何时间，进行尽可能多的必要的考察，完成两个目标：出版一本高 水平的 广东植物志；收集和栽种尽可能多的珍稀植物以保护他们不致灭绝” 。真可谓义正词严， 掷地有声。此后，农林植物研究所的采集工作不仅遍及广东、海南各 地，还逐渐扩展 到邻近各省。 陈焕镛在1919 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后，即用所得奖学金，只身回国，深入海南 岛采集9 个月之久，后病倒，高烧至40.6 ℃，身上满布因蚂蝗叮咬和缺乏营养而形成的 疮痂，左手肿大得有如带上拳击手套，最后被人用担架抬出五指山。可惜此次所采标本 在起运美国之前存于上海中国商船公司仓库，几乎全部毁于一次火灾。后期采集的标本 尚有7567 号。 1949 年前我所进行大量采集工作的人员有：辛树帜（约9000 号）、蒋英（5600 余 号）、左景烈（3300 余号）、侯宽昭（4700 余 号）、张宏达（2400 余号）、高锡朋（6300 余号）、刘心祈（5800 余号）、陈念劬（4800 余号）、梁向日（约 10000 号）、黄志 （14000 余号）、刘瑛光（3000 余号）、陈少卿（18700 余号），为我所标本馆奠定了 雄厚基础。 最为重大的事件出现在 1936 年，也是在中国的采集史中最为悲壮的一页。“ 民国 25 年春，邓世纬君受聘为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贵州调查员，负三年调查之 责，首 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