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国家”思想、公众舆论和政治家俾斯麦　　——近代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缘起.docVIP

“社会国家”思想、公众舆论和政治家俾斯麦——近代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缘起 徐健 关键词 社会国家/国家救助/社会保险/俾斯麦　　　　人们普遍认为，西方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是基于工业化带来的社会问题。首先，由于工业技术的进步和城市化的发展，社会失业与流动人口快速增加，贫富分化日益悬殊，社会矛盾尖锐化引发程度不同的社会动荡，这就要求国家发挥社会功能，缓解社会紧张。其次，工业化造就了庞大的产业队伍，导致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不断成熟和壮大。的确，自19世纪中叶起，欧洲许多国家的劳动者开始建立自己的组织和政党，劳工运动频繁发生，要求改善劳动和社会条件的呼声日趋高涨，也迫使政府将解决陷于危机的政治局势提上日程。德国是西方国家中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先驱，但却不是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而且其政治现代化的发展程度也远远滞后于英、法等西欧国家。因此，探讨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除了要关心以上所涉及的共同原则之外，似乎还应该考虑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　　任何一项国家政策的制定都有一个非常复杂的思考和论证过程，社会保障政策也不例外，它既要考虑国家的财政预算，平衡各种相互作用的社会和政治力量，也要考虑民族文化、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心理等因素的影响。民族的思想和文化是历史长期积淀的产物，是孕育政府决策的文化土壤，而价值观念和公共舆论则是政府决策的社会基础。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将从德国“社会国家”的思想溯源、19世纪后期德国价值观念的变化以及社会舆论对“国家救助”的关注入手，重新思考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起源问题。当然，作为官僚国家，政治领袖俾斯麦的个人影响力也将成为考察的内容。　　一　　“社会国家”① 的思想在德国由来已久。尽管对于社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讨论古已有之，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到马基雅维里、托马斯·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等，经典作家对两者关系时有高论，但“社会国家”的思想在德国却有着特别深厚的历史传统。这恐怕正是德国在欧洲国家中首先实现社会立法的思想根源。　　在哲学家康德的精神世界中，始终保有国家的一块“圣地”。他在强调和维护个人思想绝对自由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国家的权威和作用。国家是一个严格的法律组织，关心的是个人之间的有序共存。它是普遍法则的人格化，在其中个人的 自由意志能与其他所有人的意志和谐一致，个人不仅不会丧失自由，而且还会在法律组织的保护下，获得全部的自由。从历史哲学和法哲学的角度出发，康德很早就提出了建立在自由个性基础上的“社会国家”的思想。在《法的形而上学原理》的公共权利部分关于“国家的权利和宪法”一节中，他已经提出了后来被称为“社会福利国家”的具体设想。康德这样说道：“人民已经事实上通过他们的共同意志结合起来成为一个社会，这个社会必须永远保持下去。为此目的，他们就要服从国家对内的权力，以便保存这个社会的成员，甚至当他们无力维持他们生活的时候，根据国家的基本原则，政府有理由并有资格强迫那些富裕的人提供必要的物资，用以维持那些无力获得生活最必需的资料的人的生活。为了这个国家的有资产者的生存，就需要他们服从国家并取得保护，以及由国家向他们提供生存所必需的条件。因此，国家有权对他们加以一种责任，让他们献出财务来维持他们公民伙伴的生存。这件事可以通过向公民的财产或商业资财征收赋税，或者建立基金会从中收取利润来达到。这样做不是为了国家的需要，国家是富足的，而是为了人民的需要。”② 　　黑格尔或许是第一个看出现代性是异质性文明形态的人，并对它进行了批判。他认为由各个“孤立原子”所组成的市民社会——指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正体现了这种异质性，它是唯利是图的社会，不能消除内在的矛盾和冲突，更不能保障和维护社会全体的利益，因此应该由一个理性的国家出面调停。当然，黑格尔心目中的“理性国家”不是作为一种暴力机构和行政管理机构的现代国家政权或国家机器，不是简单的理性工具，而是作为人们共同生活基础的伦理与文化共同体。这样的国家会将人们在利益的基础上整合在一起，它考虑的是全体的利益而不是某个个体或集团的局部利益。　　那么，这样的“社会国家”和“理性国家”的理想在德国的现实框架中如何才能实现呢？罗伦兹·施泰因和约翰·卡尔·罗德贝图斯作为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对此作了进一步阐述。作为黑格尔的追随者，罗伦兹·施泰因关注欧洲尤其是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发现资本主义会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发生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斗争并导致革命的爆发。他明确提出要通过“社会意识”和“社会行政”来解决社会问题，认为国家有责任推动经济和社会进步。他的《国家学体系》、《国民经济学》、《财政学教材》和《行政学教材》等著作把德国传统的“法治国家”和家长制“福利国 家”的思想提高到了新的认识水平上。　　罗德贝图斯既是国民经济学家也是政治家，发表过许多国民经济学和社会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