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史;第九章学科介绍课程讲述.pptVIP

1936年12月14日，西安事变消息传出的第二天，张季鸾在《西安事变之善变》中明确表示“吾人认为公私各方应迅速努力于恢复蒋委员长之自由，倘其有济，则劝政府必须宽大处理，一概不咎，国家问题，从长计议”。 过了几天，张季鸾完成了著名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宋美龄让何应钦加印数万份空投到西安城。据时人回忆，当时东北军将领看了这篇时评既感动又泄气，这篇文章将东北军的处境和遭遇说得极其透彻，深入肺腑，张学良阅后也神色大变。 虽然张季鸾对蒋介石始终怀揣这报恩之心，但他一直对于“四不主义”谨行不渝，对于报人的身份极其珍视，他活了55岁，报人的身份陪伴了他30年。 在他主笔《大公报》期间，每天下午主持编务，首先阅读各报评比短长，然后分配工作，晚间亲自处理重要新闻，主要标题和版面安排他都斟酌推敲，反复思虑，对自我要求到苛刻的地步。下属常见他因为重要新闻排错一字而终日不乐，顿足叹息。每天到深夜临近排版之时，确定下最新鲜的社论选材，立刻提笔疾书，每写好一段立刻送到工厂排字，边校边改，一气呵成，往往能够做到篇幅刚好，一字不易。 和整日不苟言笑的胡政之不同，张季鸾总是愉快健谈，人缘极好。王芸生说：“他那副永远笑容可掬的面孔，那段永远愉快高兴的神情，具有强大的魔力，虽到晚年已霜发盈巅、咳嗽不休，而大姑娘小媳妇们还是喜欢张先生”。 凡是他所在之处，一定迎来送往，会客不绝。他是蒋介石的座上宾，又和共产党林伯渠私交甚厚，他和达赖、班禅有通信往来，也常与梅兰芳等京剧名角讨论词曲配唱，他逝世时，杜月笙都赶来抚棺痛哭。毛泽东后来说：“张季鸾摇着鹅毛扇，到处做座上客，这种眼光六路，耳听八方的方法，确实总编辑应该学习的”。 身为陕西人的张季鸾性格中有着同样坦荡仗义、古道热肠，1926年邵飘萍遇难之后，张季鸾自己生活尚无定着，却毅然将邵飘萍的家眷接到天津负责照料。不久，新记开张，他将总编辑薪水300元中100元赠与邵氏遗属。 淞沪会战期间，张季鸾洗的椅子，达官贵人馈赠金银首饰颇多，张季鸾将其全部捐赠 给前线。战士的重庆，白喉等疾病盛行，针药奇贵，普通病人无法承担，张季鸾趁着去香港的机会自费购买了若干药品带回捐赠给医院。 做了15年的《大公报》主编，临终的时候身边只有10元，胡政之对同人们说：“张先生生平，不事生产，他的遗属生活教育，一切本社都要负责照料”。 在逝世之前，张季鸾还是完成了他人生中的三件得意事：一是他在26岁时为孙中山起草了《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二是他50岁时喜得贵子；三是1941年5月15日，也就是他逝前123天，《大公报》获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授予的1940年度的荣誉奖章。这个奖章是中国报纸的第一次与《泰晤士报》、《纽约时报》、《曼彻斯特卫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朝日新闻 》等报纸获得同样的荣誉，也是唯一的一次。这个在每天遭受日夜轰炸的城市中努力坚持的报纸，在世界局势最动荡、战争形势最艰难的1941年，以自己的决心和顽强表现，赢得了国际新闻界的尊重。 张季鸾过早的去世实属不幸之事，但所幸的是他临终前看到的《大公报》是在最光荣的时期，他的逝世也因此享有了中国报人从未有过的光荣。 国共两党都给与了极高的评价，虽然他曾在皖南事变时责备中共破坏抗战，曾与周恩来打过笔仗，但是周恩来仍然发来唁电，盛赞他是“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蒋介石曾亲自去探病，因此在唁电中痛陈“握手尤温”。参加公寂大会的国民党方面的有蒋介石、孔祥熙、张治中、陈布雷，中共方面的有周恩类、董必武、邓颖超、潘梓年，加上生前好友沈钧儒等，是不能再鼎盛的阵容。陕西方面恳请灵柩归葬家乡，陕西各界有3000多人在西安迎候，全市下半旗志哀，虽然战事正紧，蒋介石也特地从四川去陕致以祭奠，可谓史无前例，备极哀荣。 张季鸾的去世意味着《大公报》一个时代的终结，但是他留给大公报乃至整个中国的报界的精神财富是丰硕的。1902年英敛之将他所办的这张报纸命名为《大公报》，就是为了向读者昭示这样的办报立场—“忘我之为大”、“无私之为公”。到了吴、胡、张三人接手创办新记大公报时，他们在英敛之的这种办报思想基础上又进一步：一个真正的报人必须具备“公、诚、忠、勇”的品质。 所谓“公”就是指动机要公，也就是张季鸾所说的，竭力将自我撇开，记事立言立求客观公正，做到不以报纸谋私利，不以报纸为私用。当1941年大公报荣获密苏里新闻奖之后，胡政之、张季鸾在美国广播中说：“同人相约不作政治活动，不求权势财富，亦不求虚名。······我们对全国任何和个人或党派并无说好说坏的义务。除去良心命令之外，精神上不受任何的约束，我们在私的意义上，并不是任何人的机关报，在公的意义上，则全国任何人甚至全世界任何人，只要在任意的范围，都可以把大公报看作自己的机关报使用”。 所谓“诚”就是指报纸须对国家高度负责的态度而发表诚心为国的言论。“言论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