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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道歉的国家赔偿毫无意义-法律 没有道歉的国家赔偿毫无意义 文／大矛 因为冤案，被关押了21天。经历了一年前的那场牢狱之灾后，25岁的蒋小兵（化名）陷入了人生低谷，原本活泼开朗的小伙再也快乐不起来。针对此案，今年6月23日广东省公安厅认定东莞市公安局南城分局“未依法进行审查”，“违法行使侦查职权，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赔偿请求人采取拘留措施”，应当对赔偿请求人赔礼道歉、恢复名誉。目前，5689.56元的国家赔偿已经到位。蒋小兵的母亲邹女士希望深圳警方能赔礼道歉，让儿子重拾信心。但针对家属希望警方赔礼道歉的要求，警方有负责人称：“如何恢复名誉，怎样赔礼道歉是个问题。”东莞警方还有不愿具名的人士表示：“尽管《国家赔偿法》有应当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的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很少有当事人固执地要一句道歉。对于不少当事人而言，能重获自由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警方办了错案，导致无辜者被关21天冤狱，即便受害者不明确要求警方为其赔礼道歉、恢复名誉，出于对受害人的安抚和对自身错误的反思，负责任的警方都应当主动向受害人赔礼道歉，并详解出错原因，以便取得受害人及其家属的谅解，这也是最基本的道德人文。但在这起错案中，尽管上级公安机关已经明确认定并要求东莞警方向蒙冤者赔礼道歉、恢复名誉，然而在国家赔偿都已经到位的情况下，就这一项赔礼道歉、恢复名誉，东莞警方却迟迟不予兑现。按照东莞警方的解释，尽管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警方“应当在侵权行为对赔偿请求人生活、工作造成影响的范围内，以适当方式为其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但对于何谓“适当方式”，即究竟是公开道歉、口头道歉还是书面道歉，法规并没有具体明确。 东莞警方的这种解释实际上纯属敷衍。其一，因为自己的错误或失误给他人造成伤害或损失，赔偿与道歉是最基本态度，也是对被伤害或遭受损失者最基本的尊重。而作为国家执法部门，因为自己的多项违规导致无辜公民被错误关押21天，给当事人造成了多重创伤，在对其已做出国家赔偿的前提下，作为具体办案的东莞警方更应主动向其赔礼道歉。其二，东莞警方纠结于“适当方式”无法具体操作，实际上是在回避自己的错误和责任。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只要能获得受害人接受和谅解，都是“适当方式”，但东莞警方不仅对受害人的道歉要求缺乏尊重与沟通，反而态度强横，本身就没有认错的诚意，又何谈道歉的方式。其三，国家赔偿与向受害者道歉是不同概念，赔偿只是对各项损失的一种“弥补”，而道歉则体现出对自己所犯错误给他人带来伤害的认识和态度，以“国家赔偿已兑现”为由拒绝向受害人道歉，既是对受害者人格的不尊重，也没有认识到自身错误的危害后果，更不会对其错误深刻反思以确保类似错误不会再犯。 其实，赔偿容易道歉难，这在执法部门尤其是公安机关错案追究中非但不鲜见，甚至还成了某种“规则”，只要受害人不要求警方赔礼道歉，警方甚至可以多给经济补偿。如2013年轰动全国的“上访妈妈”唐慧诉湖南永州市劳教委行政赔偿案，后经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唐慧胜诉。唐慧提出的所有经济赔偿包括1000元精神抚恤金在内，均得到了省高院的支持，然而被唐慧最为看重的书面道歉，却没有出现在判决书内，而此前唐慧的律师就爆料说，只要唐慧不要求永州市劳教委书面道歉，经济赔偿要多少都可以“商量”。尽管东莞警方没有明确表示多赔钱不道歉，但从其对当事人家属的态度以及知情人所透露警方“苦衷”来看，不道歉的意思非常明显，因为“前任领导做出决定造成了冤案，让现任领导来背黑锅去道歉，你说谁愿意啊？” 在坊间或社会中，如果道歉可以替代经济赔偿，很多因错造成后果的责任人恐怕都会求之不得。但在警方或某些政府部门那里，讨要一句诚恳的道歉就这么难，其中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无论赔偿多少都是“国家出钱”，有错也是部门单位的错，不会牵涉到具体责任人，而且在赔偿数额方面，权力有足够灵活的操作空间，能够轻易花国家的钱给大家买平安，这对于部门领导来说无疑最为“划算”；二是一旦向当事人赔礼道歉，就意味着承认自己有错误，追责也就必不可少，否则舆论会质疑警方道歉的诚意，弄不好还会被监管部门“打破砂锅问到底”，进而会直接影响相关责任人的仕途利益。由此可见，东莞警方纠结道歉“适当方式”不明是假，真正担心的则是道歉之后的责任追究。 既然是“错案”，并且已得到纠正，省公安厅更明确要求东莞警方应当对赔偿请求人赔礼道歉、恢复名誉，出于对自己所犯错误的反思及接受教训，更为了尊重和安抚受害人，东莞警方无论采取任何方式都应当向被关21天冤狱的受害人作出诚恳道歉，以取得受害人的谅解，让受害人更能体会到法治的公平和文明。且有错必纠也更能保证今后类似错误不会再犯，须知没有道歉的国家赔偿毫无意义，更体现不出法律的正义与公平，有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