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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整体主义 —— 中国城市规划的继往开来 邹佳雯，施益军，费凡 摘要：对中国人而言，其实整体主义思想早在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诞生之初就已经形成，《周易》可被视为 一部运用整体主义观点来观察世界的经典著作。本文从本体论、方法论和认识论三个方面系统科学地阐述 了整体主义的概念：从本体论来看，应当认识到城市规划的本质是物质空间规划，要使得规划这一局部协 调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从方法论来看，应当蓝图与行动并重，通过有效的局部物质空间干涉，实现 最优的整体性效益；从认识论来看，要突破发展的 “天花板”就要开放思维，运用同时性逻辑、创新大胆 地进行无穷无尽的猜想。受整体主义思想的启发，本文认为要做出好的城市规划，需要目标明确，坚持规 划的本质是对物质空间的安排；需要方法适宜，通过最优局部干涉实现整体性最优；需要思维创新，运用 同时性逻辑进行无穷的猜想、全新大胆的尝试，并进行多方案比选找到最优方案。 关键词：整体主义，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城市规划 1 引言 中国文化很早就意识到了事物间相互依存、相互共生的关系——或称之为整体系统性， 意识到了事物价值的非先验性和辩证性，从古代的都城规划和国家治理等方面都体现了中国 哲学深刻影响下的全局观和辩证观。然而中国文化未能深入彻底地探究这种整体主义思想背 后的内涵和逻辑，形成更为严密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因而在日益复杂的现代社会面 前和表象上为线性的西方理论冲击下，中国社会虽然仍保持着整体主义风范，但在理论和实 [1] 践上已经越来越表现出局部化、线性化和先验化的特征 。 以城市规划为例，规划师们除了追求城市的经济发展，也一直都没有放弃过对社会发展、 环境保护的合理照顾，但由于没有对整体性概念有着正确的理解，这种统筹兼顾往往变成对 各方面、各层级的顾及，最终消耗了有限的精力与资源，导致整体性尝试失败；另一种极端 在于忽略了局部与局部、局部与整体之间互为支撑和制约的统一性，这种思维导致问题的解 决之道常常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如从“为增长而规划”到 “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 [2] 山银山”等复杂问题简单化的过激行为，实际上反映了决策者的草率和规划者的短见 。 中国规划存在的问题，一方面是受时代背景之迫导致发展目标与战略不断调整，进而影 响到规划者和政府的决策；另一方面来自于城市规划本身定义或概念的模糊，在规划诞生之 初这个概念曾经清晰——即城市的物质空间安排，然而人们对规划的期望越来越高，希望将 社会上和城市乃至乡村有关的一切问题都托付给规划，因此规划逐步变成政策、变成经济， 最终变成 “everything”，成为一个几乎被架空的行业。 尽管规划和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等领域相互依附、相互制约，但是规划仍具有自己 的独立价值，但也不能指望单凭规划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中国规划师所要反思的是：在中国 复兴之路上，如何从自身这个局部做出正面积极的贡献而不是拙劣的非整体性解决方案的共 谋？ 2 回溯：中国古代哲学背后的整体主义观 整体主义理论并非近现代才受到重视，其实我国早在几千年前就诞生了整体主义论或者 万物关联的观点，并持续影响后世至今。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 《易经》，它被誉为 “群经 之首”，足以见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观乎天文，以查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易经》中认为 “阴阳”构成了宇宙万事万物最基本的元素，并且 “阴中有阳，阳中有阴”， 整个系统才会具有生命力，“阴阳”又依托于“太极”这个平台共同生存，即“太极生两仪”， 进而有 “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古人不用 “分”而用 “生”，本身体现了古人对世界的 整体把握，认为事物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不同情况下的不同表征。此外，“易”有三义—— “简易、变易和不易”，“简易”指平常生活细节中处处体现了易经的智慧，如一只毛笔，描 绘出来的图形可大可小、能粗能细；“变易”指一切尽在变化之中，也即我们常闻的“时也， 命也”；“不易”则是指变化也不能毫无逻辑，老子曰：“不知常，妄作，凶”，因此最好的“变” 应当是 “万变不离其宗”，而 “宗”即围绕整体的重要 “核心”，也是能实现 “整体最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