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docVIP

“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 　　解放初，巨额的投机资本兴风作浪，囤积居奇。投机商们首先从捣乱金融开始，于1949年4月、7月、11月和1950年2月连续掀起4次大规模涨价风潮，上海的物价从1949年5月到1950年2月，上涨了一二十倍。 　　物价上涨，首先是从金银、外币开始的。解放后不久，各地军管部门和人民政府都颁布了金银外币管理办法，禁止以金银计价，统一由中国人民银行限期收兑。同时宣布：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为唯一合法的货币。但社会上的投机商人对此置若罔闻，公然蔑视政府法令，狂称：“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金银投机活动有增无减。从1949年5月27日至6月初短短的13天中，黄金价格上涨了2.11倍，银元价格上涨了1.9倍，市场物价也随之上涨了2.7倍。极为猖獗的金银投机活动严重冲击和动摇了人民币的地位，造成了市场物价急剧上涨。严重影响市场物价，影响人民币的地位。 　　新生的人民政府首先以经济的办法解决问题。集中大量银元拿到黑市上抛售，先把价格压低，再宣布禁止流通。6月5日，人民政府曾向上海市集中抛出银元10万枚，但立即被吞没，银元价格仍继续上涨。人民政府一再向金银投机者发出劝告，但他们依然我行我素。在劝告无效的情况下，各地人民政府在中央的统一布置下，采取了断然措施。于1949年6月10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出动军警，查封了金银投机的大本营“证券大楼”，对首要投机分子逮捕法办。 　　武汉市人民政府也逮捕了银元投机分子200余人，查封了两个专门从事金融投机的大钱庄。广州市人民政府取缔了从事投机的地下钱庄87家和捣乱金融市场的“剃刀门媚”（即街头兑换店）377家。这就是解放初期有名的“银元之战”。 　　此后，投机资本家并不甘心认输，他们认为“银元之战”是人民政府靠政治力量取胜的。他们又将投机目标转向粮食、棉纱、棉布、煤炭市场。在他们的哄抬下，全国物价一日3涨。上海从6月21日到7月21日，米价上涨3倍，纱价上涨3.8倍，布价上涨3.5倍。这时国民党的特务叫嚣：“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大米、棉纱、煤炭），就能置上海于死地。” 　　于是，中央人民政府再打“米棉之战”。人民政府依靠强大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全国范围内调运和集中足够的粮食、棉纱、棉布等重要物资，选择适当时机，集中抛售，给投机商人以毁灭性打击。 从1949年11月15日至30日，中央人民政府从东北每日调运1000万至1200万斤粮食入关；同时加紧华中棉花东运，把陇海沿线积压的棉纱运至西安。此间，天津先后从东北调运粮食6000万斤，准备布匹35万匹，棉纱5000件；上海准备棉布110万匹，棉纱2.8万件；汉口准备棉布30万匹，棉纱8000件；西安准备棉布40万匹。经过周密布置和准备之后，选择市场价格达到高峰之机，于11月25日，在全国各大城市统一行动，集中抛售，使投机商措手不及。26日，市场物价立即下降。连续抛售10天后，粮棉等商品价格猛跌30％至40％。投机商人哄抬物价的阴谋破产。他们竞相抛售存货，但市场已经饱和，越抛，物价越跌。结果，不仅所囤积的货物亏本，而且还要付出很高的利息，许多投机商因亏损过多，不得不宣布破产，许多私人钱庄因借给投机商人的款项无法收回，亦宣告倒闭。这就是解放初期著名的“米棉之战”。从此，投机商人一蹶不振。 新中国成立初期，共产党基本上赢得了政治 军事上的战争。但是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政党想要稳定自己的政权，仅靠政治和军事是远远不够的。所谓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国民党的成败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在我看来，一个政党如果想要稳定存在，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政治 军事和经济。这里的经济又分为“实体经济”和“虚体经济”两部分。因此，共产党如果想要稳定自己的政权，就必须在打赢“实体”和“虚体”这两场经济战役。 “实体经济”战役——即我们所说的银元之战。一个国家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因为当今社会不是封建社会之前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也不是仅仅依靠商品交换的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这是一个货币流通的社会。货币流通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货币，二是流通。对于货币来说，只要一个政党掌握了政权，就可以发行自己的货币。儿怔怔困难的是流通这一关卡。暂且不谈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新兴的政党，没有经济这方面的经验和基础，就是当初有英美资本主义国家支持的国民党在上海的金融体系也没能实施下去。导致人民对于纸币的信用度下降。从而对国际上通用的价值尺度——黄金和白银依赖性增强，甚至于大师的法币 美元等欧美国家的货币在国内也有流通。因此当时的货币体系对共产党自己发行的人民币发展极为不利。而一个政党如果发行的货币在国民中的信用度低，并且在不被控制的情况下，这种货币就得不到流通。从而导致国家不嫩掌控自己的经济命脉。而在建国初期，一切事业事业百废待兴，我们的军事，科技等工业力量极为弱小，新兴的政权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