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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起我们反精神殖民的新长城 【编者按：近期，团中央宣传部在团中央官方微信中推出青年网络公开课——“青课”，首讲由前《文汇报》长期驻法国记者、观察者网专栏作者郑若麟与青年探讨“精神殖民”话题。 郑若麟先生在法国度过了二十多年，对西方文明有着从理论到实践两方面的深入了解。他一方面向中国读者介绍法国，另一方面则向法国民众讲解中国，为此还在法国直接用法语出版了一本介绍中国的书：《与你一样的中国人》。 近年郑先生回到国内定居，猛然发现，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在各个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在精神领域，我们却处于某种“不设防”状态，西方对我们的“精神殖民”正在悄悄地掩土重来。他观察、研究，最终形成了一声疾呼：面对西方对我们的精神殖民，筑起我们新的长城！郑若麟先生向我们表示，我们不应因为面临西方的精神殖民而关闭国门。相反，我们要进一步开放。一种文明只有在与外界的交流中才能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但我们一定要有自我意识，要知己知彼，要学会做自己文明和精神的主人。 本文部分内容发表于《文汇报》，观察者网特刊载全文，以飨读者。】 175年前，我们的国家处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悲惨境地。大英帝国用一场鸦片战争强行撬开了中国的大门。由此，中国人民开始了一场漫长的反对外国征服的斗争。到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时，在上海这片中国的土地上还驻扎着11支外国军队。正因为如此，一直到1949年10月1日，中国对自己国情的判断，是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 今天，在军事、政治、经济、金融等各个领域，我们的国家已经真正挣脱了殖民主义者的锁链，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我们是世界上九个核国家之一，再也没有任何外国能够在军事上征服中国。我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在金融领域虽然经历了风风雨雨，但至少到今天为止我们仍然可以说，我们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掌握着我们金融主权的大国。 但是，今天我要谈的是另外一个领域：精神领域。 我先要推荐两本书：《被颠覆的文明：我们怎么会落到这一步》和《谁在导演世界》。作者是边芹。我下面要谈的问题，在这两本书中都有着非常精辟和深入的分析、解读。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一阅。在精神殖民领域，我还没有读到比这两本书更好的作品。 我在这里要提出的问题是，在精神领域，我们是否也已经彻底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状态？我今天想大喝一声的是：国人啊，你们要警惕，对我们的精神征服还在继续。 在生活中我们可能对这样的现象早已熟视无睹： 有一次我进入一家你们一定知道的大型商场。我惊讶地发现，一眼望去，我竟看不到一家用中文标明店名的商店。我们想买房子，到市场上一打听，不是“牛津花园”、就是“剑桥小镇”，再不然就是“拉菲水岸”什么的……打开电视，跳进眼帘的是头发染成金色的节目主持人。朋友间谈起来，成功的标志往往就是某某某移民国外、某某某嫁给了外国人。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一件不顺心的事时，我们经常会脱口而出：要是在国外的话……言下之意，外国真是天堂啊！ 我曾经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法国某个社会现象颇有微辞。结果有一位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你能不能别再整天批评西方了？你把西方说得那么不堪，那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啊？”我当时没听明白。我说的不是事实吗？他回答：“是事实也最好不要说了。你说来说去，把西方说得那么坏，那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啊？” 我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西方竟然成了我们的希望。 后来我才发现，这种想法在我们的同胞中间还是相当普遍的。很多人将今天我们国家所存在的很多令人遗憾的事，都寄托在“西方可以成为我们的未来”，寄托在将来某一天我们全盘“西化”之后，一切难题便会迎刃而解。所以，他们听不得或者拒绝一切有关西方的负面的消息。 这就是我今天要剖析的典型的被精神殖民的“病症”。 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并非偶然。首先是我们自己出现了偏差。 1985年我第一次出国，来到法兰西共和国。当时我在国内的工资是56元人民币，人民币当时与法国法郎的兑换率是1.2:1，一法郎可以兑换一元二角人民币。我到法国后非常吃惊地看到，当时法国的最低平均工资是4400多法郎。也就是说，一个在法国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他的最低工资也可以拿到5000多人民币。而我作为一个中国社会收入并不低的阶层，我的工资仅仅为56元，也就是47法郎！当时因为我在巴黎到处看到日本电器产品的广告，于是就起了一个念头，想找一件“中国制造”。我把巴黎几大商场翻了一个遍，最后才在春天百货商店里找到一件“中国制造”：是上海生产的一个小玩具钢琴，价格正好是47法郎。当时这一事实对我的冲击和震撼，大家可以想象得出来。 于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大多以“向西方学习”为己任，包括我自己。我们当时真是昏了头了，我们忘记了我们过去被征服的历史，我们开始认为，我们被征服不是他人的错，而是我们自己的错，我们对自己说，落后就要挨打。好象先进就必然地拥有了征服和奴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