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科学文化哲学进路与出路0601.docVIP

PAGE PAGE 6 试论科学文化哲学的“进路”与“出路” 李振良 摘要：科学哲学的文化转向和科学文化哲学的产生与发展是中国科学哲学家创造性成果，科学的多元发展、哲学的价值论转向和中国学者的文化自觉成为科学文化哲学产生的动力。当代中国科学文化哲学研究，存着“客观的”科学-文化-哲学、“主观的”科学的文化哲学和“宏观的”科学文化的哲学三种文化论模式，三种模式各具特色。中国科学文化哲学在快速发展与成熟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问题与挑战。 关键词：科学文化哲学；文化转向；新人文主义 科学哲学产生于实证主义，形成于逻辑经验主义。进入21世纪后，一种新的科学哲学形态在中国产生并逐步成熟，这就是科学文化哲学。科学文化哲学何以可能？科学文化哲学是何种形态？科学文化哲学又将如何走向？这些都是当前科学文化哲学需要面对的问题。 一、科学哲学转向何处 进入20世纪末，科学哲学的转向成为热门话题，但科学哲学到底转向何处却众说纷纭。对于科学哲学转向观点大致有： 1、“实践转向”。 这种观点认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STS出现了一个新的发展趋势，即从关注作为知识(或表征)的科学向作为实践的科学的转变。这一发展趋势可以统称为后SSK或后建构主义。”[1] 2、“语言学、解释学、修辞学转向”。 郭贵春指出20世纪后期科学哲学的重要转向首先是以分析哲学的形成而展开的“语言学的转向”，其次是以库恩和海西等后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家们所开启的“解释学的转向”，再次是以普莱利、格罗斯、西蒙和夏佩尔等人所倡导的“科学修辞学的转向”。[2]肖显静具体探讨了科学哲学领域中的“语言学转向”、“解释学转向”、“修辞学转向”对于科学理论实体的实在性以及科学真理的意义，而且还探讨了这样的转向对于科学研究的意义。[3] 3、“理性历史化”和“历史的逻辑理性”。 邓辉认为20世纪的科学哲学经历了逻辑经验主义的理性实证化，到批判理性主义所导致的理性历史化问题的产生，再到历史主义对理性历史化问题的初步解答三个阶段的发展。[4]赵建军等则认为科学哲学理性的未来转向应是将二者统一的“历史的逻辑理性”。正确把握历史的逻辑理性的关键是如何理解历史。历史的逻辑理性是科学哲学理论的生长点。[5] 4、“认知转向”。 任定成指出，对于“还没有完结的”20世纪科学哲学进行历史总结，“离我们现在最近、有可能直接影响到下个世纪科学哲学发展的是另一次转向，即认知转向。”并认为保罗·萨伽德的化学革命机制计算理论是认知转向的一个出色范例。[6]魏屹东认为科学哲学的“语言转向”、“解释转向”、“修辞转向”战略性调整没有摆脱“认知困境”。 “认知转向”发生的“内在因素是传统科学哲学的认知立场及其局限、蕴含的‘认知困境’和对科学思维的深入研究。外在因素是认知科学对认知问题的深入研究产生的重要影响。”[7]肖峰则论述了科学哲学的“信息主义趋向”[8] 5、“心理转向”、“价值论转向”、后现代转向。 王姝彦等认为“心理转向”是由语言哲学发展过程中的内在压力、科学发展所产生的外在动力以及西方科学哲学发展在后现代景观下的客观要求所决定的。并进一步促成了哲学重心由语言哲学向心灵哲学的转移。[9]李建珊等从科学进步模式出发论证了“科学哲学研究从认识论到价值论的转向是一种必然趋势。”[10]郝苑指出后现代科学哲学的特点是“科学哲学家不再固守于现代科学哲学的范式,而是倒向告别理性、否认科学经验基础、消解实在和反对科学”对后现代科学哲学进行分析。[11] 综合以上各种学说，实践转向是发生在哲学转向中的，事实上，科学哲学的产生本身就是哲学实践转向的成果。理性历史化、历史的逻辑性则可以看作是历史转向的延伸或深化，是对逻辑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试图调和的努力；语言学、解释学、修辞学转向和认知转向、信息主义趋向等是科学哲学在认识论范畴内的几种发展形态；可以说，这几种形式的转向均是在“客观知识”领域下的局部的调整，因而不具有“革命性”，或者说不能构成大规模的范式的转向。价值转向、心理转向和后现代转向则分别顺应着20世纪哲学、文化和科学的转向，最具有“文化的”意义。 由此观之，21世纪科学哲学转向何处？文化哲学的特点最为鲜明，也最为显著，最重要的是，科学哲学的文化转向是由中国学者首先提出并进行系统论证的，是科学哲学本土化产物。 二、科学文化哲学何以可能 1、科学的多元化发展 不可否认，科学哲学的基础和研究对象是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近现代科学从自然哲学中取得独立的地位，取得了迅速的发展。近代科学诞生于17世纪，伽利略、牛顿等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家发现了自然界的运动规律从而创立了近代物理学。科学家通过排除上帝的存在而证明了上帝的智慧。经过近300年的发展，20世纪爱因斯坦等人完成了物理学的现代革命，自此，数学化的物理学成为科学的标准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