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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的摩案及思考 田丽韫宋子良李琢颖 【内容提要】巴尔的摩案是美国科学界发生的与科学不端行为有关的一个著名案例。在长达十年之久的审查及定案中不仅涉及面广，而且还惊动了政府部门和经济情报局，由此也引发了科学界对政府参与的种种看法。调查科学不端行为的机构ORI也因在这项案件调查中的失败而面临种种困境。本文对这一案件的经过作了描述，并就其中有关的争论和思考提出了看法。 【关键词】巴尔的摩案/争论/思考 【正文】 科学史上最令人伤心的悲剧可以说是轰动科学界的“巴尔的摩　（Baltimore）案”。从1986至1996年，长达十年之久才得以解决，甚至美国国会也卷入了这一案件的审查，给有关人员和部门带来了经济和精神上的损失。从整个案件几经反复及最后的澄清，使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认识，而其中的问题和教训又值得我们深思并引以为戒。 　　　　1.十年之争的“巴尔的摩”案 “巴尔的摩”案起因于1986年美国《Cell》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题目为“在含重排Mu重链基因的转基因小鼠中内源免疫球蛋白基因表达程式的改变”的文章[1]。论文的学术价值在于提供了一个新发现：小鼠自身的抗体基因在导入的外源体基因的影响下，会效法外源基因已重排的结构进行表达。该文署名作者为Imanishi—Kari、David　Baltimore等四人。该论文发表一月后，即1986年5月，Imanishi—Kari实验室的一名博士后研究人员OToole偶然查看了Kari的实验笔记，发现论文中的一些数据与试验数据不符，甚至有些关键性试验根本就不曾做过[2]。OToole于是向正准备聘用Kari的Tufts大学提出疑问，Tufts大学组织了以生物学家HenryWortis为首的特别委员会进行调查。　1986年6月Kari所在大学MIT又让Eisen教授对此事件进行审查。Tufts大学和MIT的审查结论是：论文中可能存在一些小错误但没有作伪迹象[3]。OToole认为，既然发表的论文有不正确之处，编辑部应该撤消论文。但论文作者之一，1974年曾获得诺贝尔生物学奖、　当时任洛克菲勒大学校长的Baltimore认为，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拒绝撤回论文。尽管Baltimore自己从没有被指控有不端行为，但他对Kari的竭力保护使该案件变成了众所周知的“Baltimore案”。 WalterStewart和NedFeder的介入使得对该论文的争论变得引人注目。WalterStewart和Feder是NIH中以调查科学不端行为案件著称的两名研究人员，他们对O’Toole所提及的17页实验记录进行了分析，发现Kari的实验记录与原文中关键论断相抵触，　并由此怀疑Imanish-Kari在实验中有作伪行为并通知了NIH官方[4]。NIH　开始正式受理此案，并于1987年5月开始了第一次调查，调查结果只发现论文中存在有需要更改的错误，但没有“欺骗、不端行为、数据操作或严重的概念错误”[5]。1987年9月，Stewart和Feder被获准发表他们对《Cell》杂志上那篇论文的分析结果，提出Kari的实验记录与文中关键论断相抵触。但接下来的一年，《Cell》、《Science》和《Nature》等杂志都拒绝发表W.Stewart和Feder的文章。1988年4月，众议院针对Tuffs和MIT对Kari调查结果的反映，　以商业能源调查委员会主席、民主党派议员JohnDingell为首的国会调查小组出面召开了二次听证会，会上批评论文作者过分夸大了用于区分内源基因和转基因的BET-1试剂的特性，论文的两个图表中也有错误，并对Baltimore进行了近8个小时的盘问。事后Baltimore发表了一封“致亲爱的同事”的信，攻击Dingell对此案件的介入[6]。在信中，Baltimore还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作者显示出有欺骗倾向，其中的一些错误可以被认为是不端行为。这显然是为Kari辩护。国会议员Dingell对美国科学界的“自我监督”政策一直持特强烈的反对意见，他决心要把事件搞个水落石出。1988年7月Dingell调阅了Kari的实验室记录，并把它交给经济情报局作进一步的分析。受国会和NIH共同委托来参与此案件分析的经济情报局经过7个月的调查，认为Kari的标注日期为1984年的笔记记录有可能是1986年才准备的，而且在一本关键实验室笔记记录中有20％的内容值得怀疑！1988年11月，Baltimore和Kari在《Cell》杂志上发表一则更正，说原文中对BET-1这种关键试剂的特性有点“夸大其辞”[7]。 1989年4月，在经济情报局得出上述结论的基础上，NIH决定重新开始一次调查，由刚成立的科学求实办公室（OSI）负责此事[8]。NIH主任Wyngaarden解释了重新调查的原因：OToole对提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