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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代应对生物灾害主要策略 摘要：在应对生物灾害方面，清人注重理论宣传， 以统一思想，解除人们捕杀有害生物违背天道”、‘不 仁”等的心理负担；加强以技术辅导为主的经验总结和传 播；重视相关的组织和协调。这些对当代自然灾害的防治， 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生态思想；生物伦理；动物灾害；清代荒政 自然灾害总是以物质的形态出现，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 力量来摧毁。如果没有以物质力量为工具的防灾抗灾救灾， 历代封建社会传统的修德修政、祭祀祈求等，对消除灾害将 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以物质力量切实地抗灾救灾，那么，修 德修政就可能增强抗灾救灾的力量，而祭祀祈求也就有了神 道设教的意义，也可能促进防灾抗灾救灾。朱锦琮《治经堂 集》卷十五《祭蜡除蝗记》云：“古有祭蜡典，无捕蝗法， 此圣人以神道设教也。”②所言甚确。在清代，应对虫灾、 兽灾这些生物灾害，即使是主张修德修政、躬行虔诚祭祀祈 求的官员或者士人，也几乎都是不仅仅以这些手段为限，其 重点还是在切实的捕杀或者驱赶。清人有大量关于修德修 政、祭祀或者祈求神灵相助消除动物灾害的文章，其中反对 捕杀的是极少数。实际上，许多官员或士大夫祭祀或者祈求 神灵以应对自然灾害的行为，几乎都是神道设教，切实的捕 杀才是清人真正的应对措施。 关于应对生物灾害，和此前相比，清人在三个方面有所 超越，笔者拟就此作些探讨。 一、统一思想认识 自然灾害具有社会性，应对包括生物灾害在内的自然灾 害，必须争取尽可能多的社会成员的积极参与。要做到这一 点，首先要统一认识，做好广大社会成员的思想工作。捕杀 形成灾害的动物，在当时至少有两大思想方面的难题。 第一，捕杀是否违背天道？ 在“灾异说”的理论中，动物灾害是上天对某地方的警 示和惩罚，那些动物是奉天命而来，那么，人们如果捕杀它 们，岂不是和上天相抗？这些动物都是天地自然生成的，体 现着阴阳的平衡，捕杀它们，岂不就有违天和”，破坏大 自然的和谐，而会导致更大的灾难？汉代“灾异说”流行以 后、唐代姚崇以前没有大规模捕杀蝗虫的记载，其主要原因 正在于此。姚崇以后，捕杀蝗虫的实践渐多，宋代思想精英 冲破“灾异说”的迷雾，因此，宋元明三代对捕杀蝗虫等灾 害动物，极少有人站在‘灾异说”的角度予以反对和怀疑。 清代，‘灾异说中兴，与此相应，自然有人会对捕杀灾害 动物有怀疑，由此影响到百姓。傅桐《梧生文钞》卷八《为 景京兆檄属城捕蝗》云：“或谓蝗为天虫，是由天灾。祈祷 宜虔，攻驱非策。循是而谈，尤为大谬。”可见如此“大谬” 的人，确实存在，而且力量和影响还不小。陆继辂《崇百药 斋文集》卷一《野鸭谣并序》云，宜兴野鸭万余食稻殆尽， 而村民“前村鸣金后鸣鼓，老农焚香巫媪舞。巫媪舞，神所 凭，射杀神鸭罪匪轻”②。于是，当地人竟然不敢捕杀。 第二，捕杀是否违背“仁” ？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在中国社会，几乎具有至高 无上的道德优势。“仁者爱人”，在先秦，仁”所覆盖的 对象，是不包括动物的，《吕氏春秋》的《爱类》中还特别 明确了这一点。宋代理学家把“仁”覆盖的对象由人类扩大 到动物，程颖甚至怕自己“不仁”而放过蝎子。宋代的放生 也几乎都不打佛教的旗帜，而是打“仁”的旗帜。可是，理 学家朱熹做地方官的时候，领导百姓捕杀蝗虫以消除蝗灾， 则绝不含糊。明代许多理学家也接受宋代理学家对“仁”的 阐述，在他们那里，“仁”也是覆盖动物的。可是，明代理 学家明显有忽视具体的经国济民事务的倾向，在百姓中影响 不大。一些实干家如徐光启等，又多从具体的技术方面考虑。 因此，空谈和实干，各行各道，矛盾就没有明显体现出来。 一方面清代程朱理学进一步普及，信奉仁”覆盖动物的人 就多了，不可能不大规模地影响到百姓。另一方面，务实成 为知识界的新风尚，理学家不可能不受到影响。实际上，许 多有名的理学家，也是经国济民的实干家。既然“仁”覆盖 的对象包括有害动物，那么捕杀灾害动物，岂不是“不 仁”？既然是“不仁”，哪里还谈得上‘修德”？既然和 “修德”背道而驰，那么灾害怎么能够消除？如果不相信 “修德”可以消除灾难，那么这岂不是否定圣贤、否定皇 上？他们是可以随便公开否定的吗？ 这些现在看起来非常简单的问题，在当时社会，确实有 很多人是不明白的，其中竟然还包括许多官员。官员和士大 夫自己必须在思想上解决这两个问题，然后还要帮助抗灾的 主力军百姓解决，才能促进防灾抗灾取得良好的效果。 首先，这些灾害，即使是天意使然，灾害动物是应天意 为灾，人们也应该加以捕杀，这并不逆天意，也和修德相一 致。柏景伟《洼西草堂集》卷六《讨狼檄》云，狼群已经伤 了许多人的性命，而有些人则认为，狼患是上天对人们的警 示和惩罚，那些被狼群伤了性命的人，是劫数难逃”，他 们反对捕杀狼群，说是戕生非宜”，于是“回惑潜游，观 望顿生”，都不肯承担“戕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