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思想与研究路径新修辞学与批评话语分析的异与同-我的话语分析.PDFVIP

“西方修辞学的发展：现状与未来”大家谈 学术思想与研究路径：新修辞学与批评 话语分析的异与同 天津外国语大学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 田海龙 将新修辞学与批评话语分析相提并论，本身就预示着二者之间存在某种联系。 但这并不等于认为二者相互影响，互为存在的条件，也不是说二者各自的领军学者 彼此有着很通畅的学术沟通。相反，不论是在两个领域的学者沟通方面，还是在文 献的相互引用方面，新修辞学和批评话语分析各自的生成和发展都没有留下足够的 痕迹证明它们之间存在过实质性的联系。然而，当我们跳出这两个学科的领地审视 它们的主要观点和操作方法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发现虽然它们产生的地理位置相 隔万里，它们赖以生存的人文环境却都具有后现代的特征。这也就不可避免地使我 们这些“局外人”看到二者之间存在的联系。 准确来讲，新修辞学在 20 世纪 40 到 50 年代，甚至是更晚一点的 60 年代（温 科学，2006 ：35 ）产生在美国，而批评话语分析则是在20 世纪 70 到 80 年代产生于 英国（田海龙，2006 ）。地理位置不同，但所处的人文环境正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在西 方学术界盛行的时期。后现代主义的思想体现在语言学研究领域，突出表现在对结 构主义语言学思想的反动，在将研究对象由孤立、静止和封闭的语言系统转向活生 生的实际运用的语言的同时，语言思想也产生了深刻的变革，其中就包括认为意义 不是由语言系统内部各成份之间的相互关系确定，而是由社会主体通过话语事件之 间的联系建构，在这个过程中始终贯穿着权力关系的影响，贯穿着社会活动者的兴 趣对事实进行的不同程度的折射（田海龙，2014 ）。非常明显，语言已不再像一个客 观存在的物体那样供研究者客观地审视，相反，研究者更感兴趣的是社会活动者如 何运用语言这一资源来实现其构建身份、实施影响和参与活动的目的。正是在这样 一个背景下，新修辞学提出“人类是修辞动物”的观点，认为修辞不再是演说和写 作的附加物，它的功能也不再仅仅是劝说；修辞是所有人类交往中生来具有的东西， 它制约着人的思想和行为，进而影响人们对现实的认识。这种“修辞即认识”的观 点将交际与修辞的过程看作是一个主体互联的过程，交际的主体通过修辞过程完成 身份的话语建构（田海龙，2015 ）。同样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批评话语分析提出话 137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8 年第 5 期 语是一种社会实践（Fairclough ，1992），语言的运用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纠缠在一 起，二者不是相关，也不是相互联系，而是社会就存在语言运用之中（Kress ，2011 ）， 因而，语言运用建构着语言使用者的社会身份，并帮助语言使用者实现其社会活动 的目的。 可见，新修辞学和批评话语分析在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对语言研究的基本 问题实现了认识的一致。然而，正像批评话语分析的不同学派在话语与社会的关系 由“媒介”建构这一点上达成共识但在这个“媒介”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上认识不 一一样，新修辞学和批评话语分析也在主要观点一致的同时各自有着迥异的操作方 式。例如，邓志勇和胡敏对《时代周刊》和《经济学人》2008 年 3 月 14 日发生在 我国拉萨的一系列打、砸、抢、烧等严重犯罪事件的报道进行对比分析时，运用的 方法是新修辞学代表人物伯克（Burke ）创始的戏剧主义修辞批评的戏剧五要素分析 法（邓志勇，2011 ：165-179），而对类似社会问题的研究，批评话语分析的学者则 采用其他的研究方法。例如，辛斌对中美主流媒体对南海仲裁案报道的分析就分别 采用议程设置的方法（辛斌，2017 ）和框架分析的方法（辛斌，2018 ）。 以上研究案例虽然可以说明新修辞学和批评话语分析在具体的研究路径方面有 所不同，但是，若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不同的研究路径恰好可以佐证上文提到的 二者在学术思想上的契合。或许可以说正是这种路径和方法的多样才使得新修辞学 和批评话语分析有种殊途同归的默契，使得二者汇合在条条道路都可通达的罗马。 例如，新修辞学关于交际的主体通过修辞过程完成身份的话语建构的观点与批 评话语分析关于身份通过社会认知的方法被认识的观点，就有异曲同工之效。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