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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述与夏史研究为主题的论文 　　就崔述《夏考信录》，笔者认为并不是全都是考证的有理有据的，有些确系用书籍互证，文风文体等方法综合起来一起考证的，很严谨。但是有些不是，只是凭崔述的一己之见就下定论，这未免有些唐突。吴量恺在《崔述评传》中就提到：“崔述的考证有不够全面和绝对化的毛病。因为古人的学识未必都比后代人好，他们也受到时代的限制，如科学发展水平、人的认识能力、资料的局限等因素的制约，后代距古时较远，对古代了解较少，辨识有困难，但也有后代的有利条件，如科学水平的进步，对客观事物认识能力的提高以及新资料的不断发现，前代深信不疑的后代未必全信，前代认识不周或有意造伪之处，后人未必都不能觉察……崔述能对史书、经书进行考证辨析，写成《考信录》，是在清朝的乾、嘉时期，而不是在清之前。这有力地证明了后人的学识、能力不一定都比前人差。”尤其是在后代，由于地下挖掘出来的资料越来越多，甲骨文、金文、竹简的出土，马王堆的帛书，云梦睡虎地的秦简，周原发现的青铜器物等，更使人开阔眼界，看到了过去前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文字和实物资料，这应当补充于历史之中。　　崔述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作为人的理想化、标准化、规范化的楷模。他认为“圣人”和“圣君”不会做不合礼法的事情，否则就不能被称为“圣人”、“圣君”了。就因为这样他否定了汤曾为桀臣的事实，以免因为“汤放桀”而毁了圣人的形象。这未免有些有失标准。　　崔述在《夏考信录》中通过论述《论语集注》和近世的人关于禹“躬稼”、“教稼”不同看法，没有通过相关论证，就直接用“语意不伦”的理由下了定论，他认为“躬稼非教稼”，不可混为一谈，而且认为禹没有“教稼”、“躬稼”。但是禹在鲧死后被贬为庶人，曾经亲历畎亩，怎么说是没有“躬稼”过呢。　　崔述的《夏考信录》提出了“家天下不始于禹”的说法。世之论者都说：“二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后世有人解释说：“尧舜之传贤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传子也忧后世争之之乱也。”还有的人说：“传之子则不争，前定也”。崔述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益的功德未必就逊于禹，益与禹都在九官之列，都有大功，都能辅佐舜成大事。益视禹就像当时禹视舜一样，不能说益非其人不应得天下。禹如果考虑到后人争位，那就更不会传给自己的儿子了。如果传给儿子，天下人必会议论其私心。虞舜时天下就非一姓，传给自己的儿子也可能会发生争乱，怎么能说禹担心会发生争乱而传子？所以，传子是不可能会避免战乱的。崔述认为：禹未曾传启，也未曾传益。尧舜及以前的时候，天下之人均择有德之人而归之，不存在传子和传贤的差别。禹死后天下是归于启还是归于益，禹是不可能过问的，也是不能够决定的。他最后提出来三代时期的家天下之制，萌生于启，后经历少康、杼等各个王的继承和演变，最后形成定制是在商朝，与禹无关，即“夏之世守天下，至少康、杼之后始然”，故家天下不是从禹开始的。　　关于禹、益、启之间即位之事，孙淼认为：“禹和益之间不是什么禅让，而是一场你争我夺的激烈的斗争。首先是益篡夺了禹的职位，启又杀益而夺回了领袖的职位，这就是《竹书纪年》所说的：‘益干启位启杀之’。”他列出来证明：“《晋书?束皙传》引《竹书纪年》云：‘益干启位启杀之。’《史通?疑古篇》引《竹书纪年》云：‘益为启所诛。’《史通?杂说篇》云：‘《竹书纪年》出于晋代，学者始知后启杀益。’《韩非子?外主说右下》云：‘古者禹死，将传天下于益，启之人因相攻益而立启。’《战国策?燕策一》云：‘禹授益，而以启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史记?燕召公世家》云：‘禹荐益，已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人为不足任天下，传之于益，已而启与交党攻益，夺之。天下谓禹名传天下于益，已而实令启自取之。’”这些记载，推翻了一直流传的禹和益之间禅让的传说。沈长云对这个问题也有所看法，他认为：禹“打算着按老规矩要将国君的位置转授给来自东夷的部落首领皋陶和伯益，但他同时却又很自然的将自己儿子启为首的本家族势力引入夏朝廷中的各级权力机构。即如战国时文献所说：‘禹爱益，而任天下于益，已而以启人为吏。’‘启人’即禹子启家族之人。禹以自己家族之人掌管各权力部门，无异已在营造自己‘家天下’的势力了。”所以，这种权利结构的组成已经使得禹不想再将国君的位置交给他人，禹虽然还是做出了传贤的姿态，其实命令启去谋得君位。最终，“家天下的制度是奠基于禹统治的时期，而体现在启最终继承禹的国君位置这件事情上。” 后羿射掉空中十个太阳中九个的事情，广为流传。崔述认为，后羿非射中十中之九日，而是一日之射中九鸟，三、五、九在古代是很多的意思。他纠正了世人的错误的看法，敢于质疑亘久的传说。他还总结道：秦汉时一些不合经义的说法，都是误会古人的原意，误读原句、又转加复述、曲解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