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重庆领悟社会主义场经济.DOC

重庆经验：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携手并进 --------在中国经济学第8界年会闭幕式上的发言 发表于 “文化纵横”2009.2 崔之元 我很荣幸应邀在中国经济学第8界年会闭幕式上发言。和大家一样，我感到在邓小平同志的家乡广安举行本届年会的闭幕式是很有象征意义的。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明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这两个纪念日的关系是什么呢？刚才参观邓小平纪念馆时的一个信息对我颇有启发。邓小平同志自从16岁离开家乡后一直没有回去过，即使1949年建国初期他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的领导，就在重庆办公，也没有回过只有两，三小时车程的广安。原因是他家是地主出身，他怕回家乡会对土地改革有不利影响。这个细节生动地说明，邓小平对中国革命的合理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正当性，是非常坚定的。改革开放30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在政治和法理的意义上是连续的。 但改革30年比改革前的30年的确有重大创新。我想大家都会承认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个最重要的创新，就是提出了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但是，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很多人都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口号，只是由于共产党执政才不得不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上一个“社会主义”，也就是说中国和西方多数舆论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经济学上的内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有无经济学内涵？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有两本回忆录很值得一读。一本回忆录是1990年代初任国家体改委主任和国家计委主任的陈锦华先生的《国事忆述》，最近这本书也出版了英文版。陈锦华回忆说，撒切尔夫人当面和邓小平和江泽民都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词是不成立的，只有资本主义才可能有市场经济。江泽民连夜打电话给陈锦华，说一定要给夫人撒切尔解释清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陈锦华连夜召集体改委理论局的江春泽等人开会.有人提出，西方经济学的市场效率概念是意大利思想家帕累托发明的，而帕累托还写了三卷本欧洲社会主义史，这说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这两个词搁在一起，肯定不会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否则帕累托为何同时写这两个主题呢。这个回答很有趣，但不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面回答。 第二本值得读的回忆录，是上海市前副市长，后来担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的赵启正先生写的《浦东逻辑》。他详细介绍了浦东从一个非常不发达的农村，在短短十几年中发展成为一个国际瞩目的东方明珠城市。为什么浦东发展这么快？他最有意思的观点是说，实际上浦东开放不是靠一般意义上的对公共设施的财政投资，而是基于公有土地资产的市场运作收益。他总结了8个字：“空转启动，滚动开发”：基于土地的公有制，浦东开发没有主要靠财政投资，而是估算出租土地使用权的收入，作为浦东新区四个开发性公司的国有股，一旦有这个“空”的（估算出的）国有股以后，开发公司可以向银行贷款，可以吸引外资，因此说第一轮开发是“空转启动”的。但是一旦开发以后，土地价格就会上升，国有股可以从中分红。滚动开发，每滚动一次，就开发一次，通过国有股分红的形式，使土地增值收益大部分社会化，用于进一步开发，直至浦东新区建成。所以浦东开发模式被总结为“空转起动，滚动开发”，这个例子非常生动说明了什么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种公有资产在市场中运作产生收益的经济。 大家知道，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同志，原来是上海市经委主任，到重庆以后，把浦东经验带了过去，并有了新的发展。今天我们在邓小平家乡广安开会，我想我们就从重庆经验来领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许这是很合适的。刚才来的路上，我听说广安虽然行政上属于四川，但文化（包括方言）上属于“巴蜀文化”中的“巴”，即更接近重庆。邓小平如果在天有灵，一定会关心重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验。 我认为，可以把“重庆经验”概括为“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携手并进”。到2008年6月底，重庆市属经营性国有资产突破7000亿，比2002年1700亿增加了4倍，这在“国退民进”的大环境中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更令人惊奇的是，这种“国资增值”，不仅没有“与民争利”，反倒促成“藏富于民”：例如，当全国多数城市购房的契税是3%至5%时，重庆购房的契税一直保持在1.5%。又如，中央给西部12个省市的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之一是允许他们对企业只征15%的所得税，但目前只有重庆还在使用15%的税率，其他省市由于地方财政压力主动放弃了优惠，仍然征收33%的企业所得税。因此，重庆的民营企业只须交较少的所得税，这是“藏富于民”的又一表现。在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中，重庆又正出台一项“藏富于民”的重大措施：居民第一次买房款可以从地方个人所得税中抵扣。 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得以携手并进的机理是什么？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在多次与记者访谈时强调，关键是通过国有资本对社会资本的影响力和带动力，实现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