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声甘州柳永作家资料柳永词论在宋代词人中柳永是最负盛名.DOC

八声甘州 柳永 二、作家资料 柳永词论 在宋代词人中，柳永是最负盛名的一位。他创作的通俗歌词流传甚广，“流俗人尤喜道之”，以致“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他对宋词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是开创宋词艺术特色的大词人；然而他的文化意义远远超越了宋词的范围而成为中国古代文人文化性格的一种典型。文化性格是由特定文化条件与文化模式决定的个体心理特征。它是主体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及其与文化传流的关系构成的。当历史人物文化性格形成之后便支配着其社会行为和精神活动，使其扮演着特定的社会角色。 柳永（987—1057）是北宋初期经济繁荣与文化高涨的太平盛世，市民阶层兴起之时和新体音乐文学——词体走向成熟的历史背景下涌现的代表新思潮的人物。他出生于儒学传统深厚的仁宦之家，同时感受了故乡福建崇安武夷山的道家文化，形成积极进取与追求自由的精神。当青年时代来到北宋京都（河南开封）时，他迅即为都市世俗文化娱乐所吸引，接受了市民思想，沉浸于歌舞娱乐，体验着青春生命的意义。他在科举考试失败后，遂以偏激的态度鄙视功名利禄，走上了通俗文学的创作道路。个体的文化性格最突出地表现在对时代文化的选择中。人们的文化选择存在三种类型：保持文化传统的，于新、旧两种文化折衷改进的，预见发展趋势的文化表现型的。柳永选择的是后者，是新兴都市通俗文学的专业作者，成为后世书会才人的先驱。他力图通过科举考试入仕，但并无政治目标，入仕后亦无政绩可述。他作为一位杰出的词人是在入仕前的盛年时期已经定位的，宋人叶梦得说：“永亦善为他文辞，而偶先以是（词）得名，始悔为己累。”（《避暑录话》卷下）柳永早年在京都即以词知名，竟为其仕途偃蹇的重要原因。他留下词集《乐章集》，存词一百九十余首。集是他亲自按宫调分类编定的，故北宋中期黄裳读到它并写下一篇评论。词之外，现在仅存诗三首和短文一篇。宋人没有为他写传记，亦无一篇墓志；《宋史》的《儒林传》和《文苑传》均无他一席之位，然而这位词人传奇故事与文坛佳话，却在野史里有许多记载。我们从人生道路、价值取向、文化选择与社会定位来看，柳永是背离传统文化精神和社会伦理规范的新型文人；因此，他遭到守旧文人们的严酷指责，见斥于封建统治阶级。 自从唐人传奇小说讲述才子佳人的故事，到宋代市民文学将才子佳人大团圆结局作为一种美好幸福的信念传播以来，才子的文化品位逐渐上升，中国古代沈约带减腰围的清瘦，潘安的美貌，曹植诗思的敏捷，周瑜的精通音律，何晏的以粉傅面，李白的痛饮狂歌，杜牧的青楼薄发展是随着北宋太平盛世的慢慢来临而具备了外部的良好条件。然而词体内部的发展正等待着一位富于文学创造力的大词人来完成。这光荣的历史任务成就了一代词人柳永。他在下述三方面为宋词作出了贡献： （一）新燕乐在隋代开始流行，但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有曲无词的，直到盛唐时真正的新体音乐文学——长短句的律词才产生。由于中国记录音谱的方法存在一些问题，亦由于社会审美趣味的不断变化，唐五代词人所用的词调——乐曲，仅是唐代教坊习用的。当燕乐发展到北宋时，它已进一步华化，而艺人们创作出许多新的乐曲了。柳永的时代正是北宋新声盛行之际。《乐章集 》使用的词调计二百二十七个，这是唐五代迄两宋词人都无法相比的，因为作者是精通音律的词人，其作品展示了丰富的音乐性。唐代的“近体诗”——格律诗是不配合音乐的，可以歌唱的声诗是艺人选取名家绝句或律诗以配燕乐曲的，而曲子词则是“倚声制词”，即以词从乐的。词人依据乐曲的音谱而填词，这必须要求歌词与音乐节奏旋律的和谐而考虑词的用韵、句式、字数、分段、字声平仄、起调、结尾等因素。柳永因服从每支乐曲的特殊要求所以出现宫调不同而同一词调的字数参差的现象，宫调与词调完全相同的作品亦有句式与字数的差异。然而我们在《乐章集》中也可见到某些长调慢词之若干首竟在格律方面极为严整，令人为其惨淡经营与匠心独运而惊叹。由于柳永采用北宋新声，故其词与敦煌曲子词和《尊前集》、《花间集》等作品在格调方面存在很大差异，足以表明作者的创新精神与文学才华。柳词是当时流行音乐的通俗歌词，声韵谐美，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北宋中期苏轼改革词体以后，词与音乐的关系渐渐淡化，后世能倚声填词者甚为稀少。如果柳永创作歌词沿袭唐五代文人的故辙，而不采用北宋新声，亦不在倚声填词方面有所突破与创新，则很难想象宋词会有自己的特色和社会影响的。 （二）中国早期的律词——敦煌曲子词的历史线索在北宋已经断裂，它直到公元二十世纪初年才在西北敦煌莫高窟偶然被发现。北宋初年的词人如寇准、钱惟演、林逋、晏殊、宋祁、张先等的词作走的都是传统之路，在题材方面没有新的开拓。花间词人是为上层社会花间尊前的娱乐而创作的。赞美女性之美，表现男欢女爱，抒写春愁闺怨，词语华丽典雅，风格纤柔秾艳：这就是传统的词风。柳永开始将接受对象转向新兴的市民阶层，使用市井俚俗语言或纯净白话文学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