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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投资条约的摩擦与调整 　　法律体系中存在的规范冲突一直是个问题，这种冲突的存在会影响法律的一致性和有效性，尤其在国际法领域，由于缺乏规范的层级制度，更容易产生规范的冲突。 　　由于条约发展的特殊性以及国际法的碎片化，平行的、交叉的甚至矛盾的条约义务就会产生。 　　当这些国际规范的效力是平等的时候，冲突的情况就会更为复杂①。 　　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以下简称内存在多层级的国际投资条约的适用问题。 　　多边性的条约有《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区域性的条约有1987年的《东盟关于促进和保护投资的协定》②、1998年《东盟投资区框架协议》以及2009年《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投资协议》③以下简称《投资协议》，另外还有中国与东盟10个成员国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 　　这些条约均是在内已生效的具有约束力的条约。 　　目前，国内对的投资条约的研究均是专项研究，这些研究对理解的投资问题显然必要，但仍有一个全局性的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在内生效的投资条约之间存在的潜在的或现实的条约冲突，以及这些冲突的条约之间的相互协调问题。 　　否则，即使签订更多的投资条约，也难以实现在内的自由投资，反而会进一步加剧投资者的困惑，并使东道国陷入纠纷。 　　一、条约目标的差异性一多边条约与区域性条约在内的多边条约与区域性条约，以《协议》和《投资协议》为例，前者侧重投资自由化，后者注重对投资的保护，强调投资保护和强调投资自由化之间存在着潜在的冲突。 　　纵观《投资协议》全文，促进和保护是《投资协议》的合作基调。 　　由于《投资协议》是在发展中国家之间达成的投资协议，它的目标与其他多边协议如《协议》不一样，其目的在逐步促进投资自由化的同时，更注重对投资的保护。 　　因此，《投资协议》中的所谓投资，是资产型的投资，也称之为广义的投资。 　　对于以保护投资为目的的协议，这种广义的投资可尽量扩大受保护的投资的范围，使各种类型的投资都能受到保护。 　　《协议》关于投资的范围圈定于与贸易有关的投资，主要是企业型的投资即狭义的投资①。 　　一般来说，以投资自由化为目标的投资协议，缔约国会审慎地将投资限于企业类型。 　　《协议》的目的是期望促进世界贸易的扩展和逐步自由化，为跨国投资提供便利，以在确保自由竞争的同时，促进所有贸易伙伴，尤其是发展中成员方的经济增长。 　　由此可见，《投资协议》与《协议》在目标上就存在差异性，所以，二者在后面条文的具体规定中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做法。 　　《投资协议》的体例采用的是鼓励和促进投资的双边协定的形式，从投资待遇、征收及补偿、争端解决等方面予以规定；而《协议》则强调国民待遇、取消数量限制以及透明度，具有明显的加强投资自由化的特征。 　　中国与绝大部分东盟成员国均是的成员国，那么，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在投资方面承担的条约义务是双重的。 　　《协议》和《投资协议》对内的10个成员国均适用②，那么，这些国家在履行双重条约义务时就难免会发生冲突。 　　二区域性条约与区域性条约同为区域性的条约之间的目标也不一样，以《东盟投资区框架协议》和《投资协议》为例。 　　《东盟投资区框架协议》的目标是在东盟范围内营造更自由、更透明的投资环境，建立一个竞争的东盟投资区，以使大量的投资流向东盟，促进东盟成为一个最具吸引力的投资区，逐步减少和取消阻碍投资流动和投资项目运行的投资管制和限制。 　　由此看来，《东盟投资区框架协议》更倾向于建立一个统一的内部投资市场，以更具竞争力的姿态来吸引更多的国际投资投向这一地区，该协议加强了内部市场中的投资自由化趋势。 　　在吸引投资方面，东盟与中国是存在竞争与冲突的，中国因其庞大的国内市场一直是吸引国际投资的大国。 　　因此，《东盟投资区框架协议》与《投资协议》的目标又存在差异性，《投资协议》在处理东盟投资市场与中国投资市场两大市场的关系时，强调的是合作，缔约方之间的合作以及缔约方与投资者之间的合作。 　　二、实体性规则的冲突在内，实体性规则的冲突主要体现在中国与东盟成员国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与《投资协议》之间。 　　这两类投资条约均注重对投资的保护，条约约文的规定具体而细致。 　　因中国与大部分东盟成员国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完成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时代在变迁，这些条约在具体约文上会与2009年签订的《投资条约》发生冲突。 　　《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关于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以下简称《中国与印尼投资协定》第六条规定征收的补偿应等于投资在征收决定被宣布或公布前一刻的价值，而《投资协议》第八条规定征收补偿应以征收公布时或征收发生时被征收投资的公平市场价值计算，孰为先者作准。 　　如果一项投资先被征收，被征收时的价值为，后来该项征收行为才被公布，而此时的该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