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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版金融扩权论文 导读：本论文是一篇关于“沪版”金融扩权的优秀论文范文,对正在写有关于金融论文的写作者有一定的参考和指导作用。地位尴尬。“我不是政策制定者，也不是操盘手，只是干事情的。”一次，吉晓辉私下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与其相比，继任者方星海的背景可以说更为国际化。清华大学信息系统管理学学士、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硕士、博士，博士期间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这样的完美履历几乎是国际性金融机构的最爱，然而他却选择了 改革，毫无疑问是对现有利益格局的调整，而金融改革和创新由于牵涉面甚大，更是只能在谨慎中前行。 二十年来，即便是上海这一被国务院赋予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城市，在金融改革的道路上也是遵循着稳步前行的思路。2002年9月10日，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成立伊始，就被金融业内人士视为专门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设置的“服务性机构”，缺乏实权。 2004年，首任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吉晓辉曾这样描述它：“人民银行主要负责宏观调控，三大金融监管部门对风险监管负责，各金融机构对自己的发展负责，而金融办就是切实为人民银行与三大金融监管部门的驻沪机构做好‘配角’。” 而在如今上海市金融办的机构简介描述中，无论是从法律和政策的起草制定，金融人才的引入和市场体系建设，还是金融区域布局和金融资产管理，上海金融办已经实实在在成为了拥有“实权”的部门。 掌舵人：从本土金融家到海归 2002年到2012年这十年间，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一职经历了两位官员，吉晓辉和方星海。2007年8月，原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兼市政府金融办主任吉晓辉履新，正式出任上海国际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并兼任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董事长)，标志着上海金融办的舵把从吉晓辉交到了方星海。 从简历上来看，吉晓辉属于典型的上海本地金融家，在担任上海金融办主任一职时，已经有了二三十年的银行工作经验，但几乎都是在中国工商银行系统中度过的。赴任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的职位对于吉晓辉来说是一次“转型”，从管理者到服务员。 正如吉晓辉所言，他把当时的上海金融办视为“配角”，因为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各司其职，金融办只能配合，虽有参与权但“沪版”金融扩权论文资料由论文网:提供,转载请保留地址.无发言权，更为重要的是，在国务院机构系统中根本无部级机构与地方金融办对接，使其地位尴尬。“我不是政策制定者，也不是操盘手，只是干事情的。”一次，吉晓辉私下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与其相比，继任者方星海的背景可以说更为国际化。清华大学信息系统管理学学士、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硕士、博士，博士期间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这样的完美履历几乎是国际性金融机构的最爱，然而他却选择了回国，从建设银行到银河证券，从上海证券交易所到上海金融办，方星海完成了从学界到实务界，再到政界的华丽转身。 有媒体曾这样评价方星海：师承于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茨，1998年放弃世行的工作回到上海，90%的同窗都进了外资银行，年薪百万（人民币）起跳，他月薪才9000块，却主导了整个上海滩的金融布局。 机遇：“先行先试”带来身份转变 在方星海担任上海市金融办主任期间，推动了多项改革，这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紧密难分，上海新任主政者的到任，国务院政策的春风，使得上海金融办这一机构不再是“配角”，在国内金融办中率先完成了“确权”到“扩权”的身份转变。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召开，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赴京履新，为了填补上海市委书记的空缺，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的俞正声被调往上海担任“一把手”。“新官上任”的俞正声书记很快就着手针对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进行调研了解。服务业改革，特别是金融业的大发展成为俞正声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 2007年底，原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的屠光绍调任上海担任副市长，分管金融，协管财政、税收。在当时，屠光绍调任上海被视为沟通中央与上海在推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理由上的不二人选。自此，上海在金融改革创新上如虎添翼。 吉晓辉与方星海职务衔接之际，上海正在推动两件事情，“要政策”和“修内功”，一方面俞正声和屠光绍履新调研向中央要金融和航运改革新政策，另一方面，上海要从法制、体制、机制、税制等方面把阻碍金融发展的理由研究清楚，并加以“确权”。 在国内多个城市争做金融中心的背景下，如何既保持金融创新能力，又能在不踩红线、不越雷区的情况下做好“先行先试”创新，一直困扰着上海的执政者，因此在法治环境下的“先行先试”成为了十分必要的制度保障。 自2008年2月上海市成立“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立法领导小组”开始，该项立法调研工作已历时一年，此间多次征求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在沪派出机构、上海市政府有关部门、金融机构、行业协会等单位以及专家学者、人大代表的意见。 2009年3月，国务院颁布《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