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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 第一章 1949—1976 文学运动与文学思潮 序言· 关于当代文学的历史分期 一般认为，将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当代文学伴随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大体经历了十七年(1949——1966)、“文革”十年(1966——1976)、新时期(1976——1989)、90年代、新世纪五个历史时期。 一、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与文艺体制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于1949年7月2日至19日在北平举行。会议由郭沫若提议召开，出席代表824人。毛泽东到会讲话，朱德致贺词，周恩来作政治报告，会议听取了郭沫若所作的《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总报告，以及茅盾总结国统区文艺运动，题为《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周扬总结解放区文艺运动，题为《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这次大会是来自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两支文艺队伍大会师的盛会。大会总结了“五四”以来文艺工作的成绩与经验，确定了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新中国文艺事业的总方针，指出了建国以后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总方向，提出了社会主义时期文艺的新任务，成立了以郭沫若为主席，茅盾、周扬为副主席的全国文艺界的组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这次大会标志着中国新文学以此为起点，进入了当代文学的阶段。 一、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与文艺体制 建国以后，我国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新民主主义迈入到社会主义。这种转变必然要求和引起作为精神生产、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学艺术发生相应的变化。40多年的历史事实也证明，文艺只有适应时代，坚持为人民，才能有所生存与发展。因此，无论从社会对文艺的要求和文艺的主导方针看，还是就文艺自身的实践道路而言，当代文学都具有了不同于现代文学的性质。它限定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体现了鲜明的政治倾向性。这种性质使当代文学以前所未有的面貌和特征，显著地区别于以往任何社会形态与时代的文学。 二、在批判中确立体制的权威 （一）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由毛泽东同志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迅速演变为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群众性批判运动。开启了名为讨论、实为批判的当代文艺运动斗争的先河，显露出了五六十年代“左”倾文艺思潮的端倪。  二、在批判中确立体制的权威 （二）对《红楼梦》研究中主观唯心论的批判 1954年对《红楼梦》研究中主观唯心论的批判，是建国后第二次大规模的文艺运动和文艺思想斗争 ，从对俞平伯的批判深入到对胡适派的批判，由学术探讨扩大到政治问题，由古典文学研究扩大到社会意识形态问题，由文学研究领域，扩大到思想、文化领域乃至整个学术界，意在清除所谓社会生活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其历史背景、政治意图和具体做法，与批判《武训传》大体相同，在文艺界尤其是文学研究领域，远远超出了捍卫现实主义文学原则的学术范畴，进一步造成了许多负面的影响。并引发了接踵而来的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运动。 二、在批判中确立体制的权威 （三）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 1955年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是建国后第三次大规模的文艺运动和文艺思想斗争。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升级为政治上的对敌斗争，在全国掀起了粉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高潮。胡风被捕入狱，2100人受到株连，造成建国以来罕见的错案。它不仅造成了胡风等人极大的人生痛苦，而且导致了文艺思想的混乱，助长了“左”倾文艺思潮的极度膨胀，恶化了人文环境和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给我国当代文学带来了难以估量的严重损失。 二、在批判中确立体制的权威 （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简称“双百”方针，其具体内容是：“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 （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 何直 《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 周勃《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 陈涌《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 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 巴人 《论人情》 钟惦斐《电影的锣鼓》 （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 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李国文《改选》 刘绍棠《田野落霞》 耿简《爬在旗杆上的人》 李准《灰色的帆篷》 南丁《科长》 刘宾雁《本报内部消息》 （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 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