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治模式下法律制度探索.docxVIP

　　本文作者司汉武贾莉工作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一、中国传统德治模式形成的人性假设制度是在社会或群体生活中逐渐形成的，调节、规范其中各行为主体之间互动关系和互动行为的社会规则或规范。 　　作为广义的组织或群体行为规则，从人结成社会的那一刻起，制度就与社会、与人如影随形地共存着。 　　［１］传统社会的道德、风俗习惯和礼仪，现代社会的法律制度、组织章程和纪律，不过是制度不同形态或同一形态不同演化阶段的表现。 　　对于共同组织和社会，制度确保其秩序稳定和整体目标之实现；对于个体或个人，制度则提供在不违背共同利益和集体目标前提下个人行动的领域、限度和方式。 　　制度虽然是群体行为与活动的结果，但却不纯粹是自发的东西，制度尤其是组织制度总有人为设计的痕迹。 　　基于不同的人性假设建立的制度往往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社会治理效果。 　　西方的理性人假设把每个人都看作理性的个体，他们精于判断和计算，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而使人们有利于理解经济规律，设计出符合理性人的经济制度；社会人假设认为人是社会存在，具有社会性的需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组织的归属感比经济报酬更能激励人的行为，从而为管理实践开辟了新的方向。 　　道德人假设认为人们在追求物质需要的同时，也能够承担对组织的道德义务和责任，并且能够以道德自律的方式进行自我治理。 　　中国传统儒家伦理思想强调每个人都具有向善、成善的能力，并能接受道德教化的塑造。 　　受这种道德人假设的影响，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德治思想。 　　这种德治思想主要包括两个基本环节，一是人皆可为尧舜，被统治者具有向善的能力和欲望，可以实现自我管理。 　　二是治国者的道德素质成为德治的关键，关系到治国的兴衰成败，这个关键环节又可概括为贤者治国。 　　何为贤者，司马光认为德行高人谓之贤，朱熹认为贤，有德者，所以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特别注重君臣的自身道德修养。 　　在具体的治国方略上，强调一定要处理好君臣民的关系，君是通过臣来实施对民治理的，而民又为国之根基，民心向背关系到政权稳固和长治久安，所以历代思想家和统治者都主张以民为本，形成民本文化的德治核心内容。 　　二、德治模式对中国传统法律制度建构的影响一权力本位卢梭认为，人生来自由，具有自然权利，处于没有国家或政府的自然状态。 　　为了解决自然状态的困难和不方便，人们通过协商，形成共识，达成默契每个人都让渡一部分自然权利，把大家让渡的这部分权利交给一个后来称之为国家或政府的组织，交给政府的权利就成为权力。 　　［２］因此，权力来源于人民；政府权力的正当性就在于人民公意的认同及人民主权的赋予。 　　从这个角度来说，国家的一切法律制度都是以维护人民的利益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和归宿的，政府是社会制度和法律规范义务的主要承担者。 　　正如迪尔凯姆认为的那样，传统社会是机械团结的社会，集体意识是传统社会实现整合的精神基础。 　　在机械团结社会，集体意识笼罩了全部个人意识，驾驭着大部分个人，左右他们的日常生活，表现出强大的社会强制力。 　　古代的中国社会就是统治者通过强化民众的集体意识，愚化、奴化民众社会心理实现其统治的。 　　这个社会没有法律或统治者的权力不受约束，只尊重神圣的传统习惯；统治者不是上司而是主子，其行政班子成员不是官员，而是仆从，决定行政班子与主子关系的不是事务上的职务职责，而是仆从的忠诚；服从是建立在对主子的忠诚上，而不是建立在法规上。 　　传统社会的治理模式对统治者来说不仅缺乏约束，而且赋予统治者个人充分的独断自由。 　　因此，统治者的权力在实际运作中无限膨胀，从而使他的臣民对他的服从失去了具体的限度，造成官员越权渎职、贪污腐败泛滥成灾。 　　二理性缺失中国传统德治模式强调从当权者自身的德性修养出发实现德治，在具体的管理实践中充分保障并实现统治者的权力，领导者的言行是作为社会的准则和行为规范仿效的，从来都没有被统治者的权利。 　　即使他们勉强承认作为被统治者的百姓有自由，那也是在无知基础上的自由。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即是明显的例证，它与道家所强调的不以明民，而将愚之殊途同归。 　　既然是愚民，自然也就不会以智慧解决问题，实现民主和自治，只有靠当权者用高尚的道德来役使。 　　这样，在传统德治思想影响下产生的社会管理和治理方式，就是完全依靠对某些魅力型人物的极端迷信而维持的。 　　统治者周围有一大群支持者和拥趸，他们听从长官的命令和指挥，国家的权力至高无上。 　　这样的管理模式上行下效，官员做出的决定和决策完全依据以往的经验，缺乏必要的监督和保障机制。 　　被统治者只能被动地接受和完成，他们没有表达的渠道，也没有表达的权利，民众的行为一旦违反领导者的意志，既要受道德舆论的谴责，也要受国家权力的强制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