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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事证据的缺陷探索 　　摘要从世界的视角看，可采性正逐渐成为各国刑事证据法的核心理念，确立有限度的程序性裁判机制也逐渐成为各国刑事证据法的实现方式，彰显程序正义价值和证据法规则独立性价值正渐趋成为各国刑事证据法理论的研究取向。 　　然而，我国刑事证据法的立法、实务及研究却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陷，亟需反思。 　　关键词刑事证据;缺陷一、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立法表达以证明性，而非以可采性为核心1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设定以积极的实体真实主义为认识论取向，缺乏防止误判与价值权衡等现代证据法理念。 　　由于我国刑事证据制度受积极真实发现主义思想的影响，在规则设置上，不仅《刑事诉讼法》中很少规定关于证据能力的可采性证据规则，就连最高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中也很少涉及。 　　首先，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关于证据概念的界定停留于先验层面上，无助于建立一套旨在规制证据调查、帮助证据审查、避免证据误用的证据规则。 　　而这种先验假定实际上提出了两种非常难以操作的标准和要求第一，案件事实是绝对客观的，也就是说，只要司法人员付诸主观努力就一定可以破案；第二，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也是客观的，无需审核的。 　　既要破案，又无需过多审查，很明显，负责证据调查与审查的司法主体之偏见与误识根本无法避免。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何我国司法人员总是徘徊于破案与错案之间的原因。 　　其次，《刑事诉讼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