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的苏联经济发展思考.docxVIP

　　一、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经济史研究方法论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思在其著作中，通过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和统计学对经济史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提出了以组织和产权制度分析为核心的，制度变迁推动经济增长的制度变迁理论。 　　诺思认为，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确定生产、交换与分配的基本的政治、社会与法律规制，制度本身是一整套规则，它遵循的要求和合乎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用以约束个人的行为。 　　①而制度变迁与创新恰是制度由不均衡到均衡的过程的作用结果，产权的界定和变化是导致制度变化的诱因和动机。 　　这种制度和制度变迁不单单体现为社会制度的安排和经济基础的建构，更可以表现为具体的经济政策和措施。 　　另外，诺思发展了科斯的交易费用和产权理论，指出有效率的组织应当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并确立所有权，而这种能够提供个人激励的有效制度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与此同时，诺思在他的分析中进一步对国家政府、观念和意识形态以及历史条件下的路径依赖对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的作用也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 　　新制度经济学者们的研究和理论成果无疑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了研究范式和思维进路。 　　二、对苏联经济发展史的概述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作为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绩效的决定性因素突出地体现在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转变的这一历史阶段。 　　历史和经验证明，新经济政策的及时实行挽救了当时频临崩溃的苏联国民经济粮食税的实行重新激发了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苏联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饿殍遍野的饥荒悲剧很快得到缓解；而在苏联政府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以及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的商品经济条件下，对中小型工业企业产权的下放为苏联工业发展注入了活力。 　　事实上，苏联中小型工业企业产权从国有化到下放私人使得新经济政策得以存续，这种产权的界定和安排无疑在那段时期内大大激发了苏联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这一时期，1925年的农业生产总值较1913年增长了12，远远超过了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农业生产水平；由于这一时期企业产权的民营化浪潮，1925年，苏联出现了以国营经济为主体、包括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合作社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而这种所有制结构的确立又保障了私人企业生产经营权的存续和苏联工业经济的发展。 　　1925年，苏联的国营工业产量达到了战前水平的73％；1928年，超过战前总产值的32％②。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阶段成为苏联国民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 　　随着列宁逝世和斯大林时代的到来，1925年12月，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苏联全面进入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也宣告了新经济政策的逐渐结束。 　　自此，苏联走上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并在1936年苏联社会主义宪法颁布前后最终确立了以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为代表的斯大林模式。 　　斯大林执政时期，国家实行集体农庄的准国有化、工商企业的国有化，把其他一切不受国家直接控制的经济成分统统消灭等经济集中措施。 　　苏联政府用行政命令、指令性计划扩大内部资金积累；优先、倚重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的措施，对苏联迅速成为当时欧洲政治、军事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与新经济政策相比，斯大林模式作为一套全新的制度安排，在斯大林执政时期以来体现出这种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对苏联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1926~1940年，苏联工业增长了107倍，年均增长率为18％，其中重工业年均增长约22％；1937年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后，工业总产值达到了1928年的446，并且以平均每年18的速度增长，苏联的工业发展成为了世界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 　　战后，同西欧诸国一样，苏联经历了战后经济恢复与重建的国民经济快速发展时期。 　　然而，自苏共二十大召开以及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以来，苏联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继续坚持奉行的斯大林模式逐渐成为抑制国民经济实现质的发展和改革的重要根源。 　　苏联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的工业化方针，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而集体化等农业生产措施带来的生产低效率和其它负面影响，使得斯大林体制下苏联的农、轻、重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严重失调，苏联落后的农业和轻工业，反而阻碍了经济的整体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 　　据统计，从战后1950~1980年的30年，苏联工业生产年均增长率接近93，而农业生产年均增长率则为32；③苏联在成为世界上强大的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帝国的同时，却难以掩盖农业生产的相对落后、国内消费品市场的凋敝和城市居民购买力的低下。 　　而战后苏联无论是赫鲁晓夫时期还是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经济改革，都没能根本上摆脱斯大林体制的束缚。 　　斯大林体制自身的弊端和僵化不仅对本国国民经济发展造成的不良影响，它的消极作用也扩散到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