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传统社会节录.DOC

中國的傳統社會（節錄） 金耀基 第一節　政治體系 （一）君主政治為唯一的政體 在中國，政治在文化因素中是最重要的，甚至可說是唯我獨尊的。要了解古典中國，必須從政治入手。 二千年中，中國所行的是君主制，但君主制並不一定就如維特浮哥所言是一「絕對的專制」。不過，錢賓四先生所說漢以後中國是一種平面的開放的「文治政府」，以及是一種以義務責任為本位的君職政治，恐怕是過份美化了。我想錢先生是剋就理想的層面來說的。在理想層之下的現實世界中恐怕未必每個君主都是具有「萬方有罪，罪在朕身」的道德感的。 無論如何，古典中國行的是君主制，並且從無人懷疑過君主政治之外尚有其他更好的政體，並一直認為「專制為人群唯一無二之治體」（嚴幾道），所以任何政治的變遷都只限於人事的變更，而非政治秩序的更迭。中國歷史上只有在人民忍無可忍的時候起來反抗暴君，而非反抗政治的原則，梅篤斯（T. T. Meadows）把反抗暴君的稱之為叛亂（rebellion），反抗政治現行原則的稱之為「革命」（revolution），他指出中國人類歷史上最少革命而最多叛亂的民族，他認為中國歷史上只發生過一次革命，的確，中國人對於人君的限制與控制，除了「叛亂」一途外，是沒有他途可循的，勞幹先生說： 「對於人君的限制，不是在法律上，只是在道義上，所望者只是多出聖主賢君，君主能夠自己好。倘若人君不好，也只能說「革命」（梅篤斯稱為叛亂）一件事是合於道德的，卻不能說革命一件事是合於法律的，並且革命之後，也只是從一個君主換到另外一個君主，而不是說人民有任何控制之法。迢迢三千載，政治雖有隆污之分，而其傳統精神所在，仍然是這一點。」 （二）民本思想之精神與所缺 中國自孔孟以迄黃梨洲、譚嗣同，一直有一極強烈的民本思想貫串著。任何一位大儒，都幾乎是民本思想的鼓吹者，「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肯定了 of the people 的觀念，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肯定了 for the people 的思想，這種思想雖大奸巨猾也不敢公然反對，故中國歷史上總沒有出現「朕即國家」的狂妄之國君，這種思想也的確使中國的政治具有較濃厚的民主氣息，但是，中國的民本思想畢竟與民主思想不同，民本思想雖有 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的觀念，但總未走上 by the people 的一步。如實地說，中國人是不相信政治應由人民自己來管的，中國人一直認為政治應由賢德的人來做，如有賢德的人在位，則必以民之好為好，民之惡為惡，如此政治便不啻由民自管自理。誠然，中國傳統社會的「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是屬於奧門（G. Almond）所說的「臣屬文化」（subject culture）的，即人民沒有一「自我取向」（self-orientation）或「投入取向」及「參與取向」（participant orientation），亦即人民從末考慮去過問政治，參與政治，從末有一「政治的主體」之自覺。而只有「產出取向」（output orientation），即對政府措施之賢否優劣有相當的注意。古典中國，一方面因為缺少 by the people 的觀念，缺少政治的自覺，另一方面由於在「儒吏階級」（scholar-official class）之外缺少強有力的布爾喬亞集團以牽制政府。因此，在理論上，天下雖屬人民，但事實上君主才是天下的主人。二千年來，始終是一家天下的格局，總之，梁漱溟先生所說，中國之不免於專制，並非其本意，而「理想自理想。現實自現實，終古為一不落實底文化」。梁先生這一看法不失為巨眼。自來中西文化之論戰，都未把握捉住這一點，歌頌中國文化者總偏向理想說，貶抑中國文化者總偏向現實說，實則，中國文化有其理想面，亦有其現實面。 （三）家產官僚主義 中國二千年來，既是一君主制，則政治的權原總在君主，政治之主體亦在君主，亦即君主是主權之所寄。以此，中國的政治的權力是「自上下流地」（downard flow）。古典中國的政治型態，照韋伯來說是屬於一種「家產官僚主義」（patrimonialism）。亦即政府多少是皇室的擴大，官員不啻是君主之僕役，而成為君主私人底倚靠者。而持政府為「父權家庭」（patriarchal family）之投射者亦頗不乏人。無論如何，過去中國靠一龐大的「官僚治體」（bureaucracy）所控制，則不容辯駁，而這個龐大的「官僚治體」則為一群儒吏所壟斷。至於官僚治體卻並非封閉，而是相當開放的，開放之道則在考試制度。錢賓四先生以為「政權在中國傳統政治裏早已開放了，任何人只要符合法制上的規定條件與標準，都可進入政府」。錢先生這一看法就中國文化的理想上說是極正確的，但就中國政治的現實來說，則大大值得疑問。關於這，維特浮哥曾有一與錢先生完全相反的看法，他認為中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