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争话语空间争夺.docxVIP

　　现代诗人汪静之第一本新诗集《蕙的风》于1922年8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甫一问世，褒贬声纷至沓来。 　　特别是三位知名的重量级人物———新诗的积极鼓吹及实践者胡适、朱自清、刘延陵———同时为之作序，为文学小弟汪静之叫好，更不啻给文坛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 　　因此，很快在1922年11月5日的《时事新报?学灯》上就出现了署名陈校方的讥讽挖苦文章《仗着新偶像赚钱的著作家》，因《蕙的风》有胡适、朱自清、刘延陵三人作序，作者讽刺汪静之是仗着新偶像们赚钱的小小的刮钱家。 　　今天看来，我们觉得这样的讥讽挖苦方式似乎显得很可笑，但也因此不免让人发出种种疑问一是为什么一本诗集，汪静之居然要请三位大家作序？二是为什么胡适、朱自清、刘延陵都欣然应允为之作序呢？三是在当时文学论争的大背景下，作序者们所构建的话语空间到底发挥了怎样的战斗力量？一、作序的缘由及过程胡适在五四前夕指出社会的最大罪恶莫过于摧残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 　　[1]作为五四运动基石的个性解放思想比较早的植入了少年汪静之的心，1919年还在屯溪上茶务学校的汪静之就开始学写新诗，1920年转赴杭州第一师范学习，并开始发表新诗作。 　　汪静之邀请朱自清、刘延陵为《蕙的风》作序乃舟水之便。 　　朱自清1920年5月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8月便偕妻武仲谦、子朱迈先赴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 　　这是朱自清一生服务于教育界的开始。 　　这一年，因脑疾在美国留学两年未完成学业的刘延陵也转道来到杭州一师执教英文，开始了与朱自清的至交生涯。 　　汪静之也于1920年转入杭州一师学习，朱自清、刘延陵作为教师，汪静之作为学生，但他们年龄相差仅三四岁，刘延陵稍长，也不过相差七八岁，很容易沟通往来，结成兄弟般的师生情谊。 　　朱自清浙江第一师范开始教师生涯，并在浙江第一师范刊物《浙江第一师范十日刊》上陆续发表了短论《自治底意义》、小说《新年底故事》、杂感《奖券热》等，同时，也创作了多首新诗作品。 　　刘延陵还给《浙江第一师范十日刊》专门写了发刊词。 　　这些都不能不给还是学生的热爱新诗创作的汪静之留下深刻印象。 　　1921年暑假，朱自清回扬州度假，就聘母校江苏省立第八中学教务主任，却只坚持了两个月就因故离开。 　　当时，朱自清曾写信给好友俞平伯说我在八中因为太忙了，教员学生也都难融洽。 　　几经周折，才脱身到此。 　　现在在中国公学教国文，系刘延陵介绍。 　　[2]也就是在吴淞中国公学，1921年10月秋高气爽的美好日子，朱自清与刘延陵、俞平伯，以及新结识的叶圣陶，四个平均年龄才25岁的年轻人聚到一起，产生了他们人生中一个重要的决定，一个足以影响、推动中国新诗发展的决定。 　　这就是他们决定筹办中国现代诗坛第一本杂志《诗》月刊。 　　刘延陵对这一段美好往事曾回忆道我们初到此地的一个月里，几乎每天下午都同往海边去游逛一番。 　　有时还一同踏上由巨石杂乱地铺垫而成，像一只手臂伸进海面的‘半岛’，然后一颠一拐地彳亍到它的极端，试寻美丽的贝壳，或者静听着比在岸上听得更清楚的神秘的涛声。 　　有一天下午，我们从海边回学校时，云淡风清，不冷不热，显得比往日尤其秋高气爽。 　　因此，我们一路上谈兴很浓；现在我已不记得怎么一来，我们便从学校里的国文课谈到新诗，谈到当时缺少专载它们的定期刊，并且主张由我们来试办一个。 　　那时我们都才二十几岁，回到学校后，马上写了一封信寄给上海中华书局的经理，征求该书局我们计划中的刊物担任印刷与发行。 　　几天后接到回信。 　　邀我们于某一时刻，访问该书局编辑部的左左舜生先生，谈商一切。 　　我们如约而往，谈了一小时就达成协议[3]。 　　也就在此时，还在浙江省一师读书的汪静之和潘漠华，带领魏金枝、柔石、冯雪峰等同学，以及其他几个中学的学生二三十人，发起成立了晨光文学社，并请朱自清、叶圣陶担任该社顾问。 　　据冯雪峰后来回忆活动是常常在星期日到西湖西泠印社或三潭印月等处聚会，一边喝茶，一边相互观摩各人的习作，有时也讨论国内外的文学名著；出版过作为《浙江日报》的副刊之一的《晨光》文学周刊，发表的大都是社员的作品。 　　尤其是朱先生是我们从事文学习作的热烈的鼓舞者，同时也是‘晨光社’的领导者。 　　[4]在这样的背景下，汪静之请朱自清和刘延陵给即将出版的诗集《蕙的风》作序，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汪静之请朱自清作序是在1921年的2月，当时朱自清在上海闲住，接到了汪静之的邀请信及10多首新诗，同年10月，汪又将编成集子的《蕙的风》寄去，共55首诗，朱自清于1922年2月1日将序写成。 　　而最后收入《蕙的风》的诗歌作品却高达175首，外加一篇散文。 　　可惜，朱自清在序完成之前没能看到《蕙的风》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