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构建的瓶颈与办法.docxVIP

　　本文作者陈超刘红光工作单位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我国农村发展的约束瓶颈农村人居环境差，有效需求得不到释放农村集体经济实力弱，一家一户分散式的生产生活方式不能使广大的农村地区在城乡大市场中享有发言权，只能将工业化过程中的打工收入用于购买自用的工业品，而无力改善农村基础设施落后的状况，因此一般农村地区的供水、用电、道路、煤气、住房等基本生活生产设施普遍落后，人居环境较差。 　　这也是我国许多地区农民可以购买得起彩电、摩托、洗衣机等消费品，却在饮水、洗澡、生火做饭等基本的生活方面仍比较落后的原因，也是部分地区出现个别富余农户很先进的自建房与泥泞的土路、污染的水沟常年相伴的根本原因。 　　而较为贫困的农村地区，则不仅水、电、路等基础设施较差，而且居住条件也很差，仍存在大量的危房老房。 　　农民切实的生产生活状况不能得到很好的改善，以户为单位的组织方式不能通过深化农业分工提高福利，加之未来生活、医疗、子女教育等没有相应的保障，所以农民只能将国家的政策性补贴收入连同农业剩余一起用来购买工业产品，而供水、供电、道路等更多真实的需求得不到释放。 　　因此，改变一家一户分散的生产生活方式，增强农村集体经济的公共支出能力，是新农村建设的重点任务之一。 　　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经营不利于农业分工化当前，我国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农业经营规模小、效率差，户均不足10亩的经营规模虽然能够满足农民基本生存的需求，但却使农民陷入了高水平均衡陷阱，增加了农民改变现状的惰性。 　　同时也阻碍了农业机械化步伐，因为其经营规模明显达不到使用机械耕作方式的经济规模，使现代农业技术的应用和农业分工的深化发展缓慢。 　　小规模的农业经营在一开始可能会取得成功，但是在以有组织的农业生产和大规模商品交易为基础的大农业市场中将会失去优势[12]。 　　农村制度性障碍不利于农村市场化长时期城市偏向政策的实施和农村金融制度的不完善使农村地区成为边缘地带，在经济发展中处于从属地位，大量农村资源和农业剩余流向城市。 　　学者们曾经对整个计划经济时期以各种形式实现的农村资源向城市的无偿转移进行估算，归纳起来大约在6000亿~8000亿元[13]。 　　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的计算是，与财政的百亿级的增加投入相比，农村资金正以千亿级的速度，通过金融机构向城市、向沿海地区输出。 　　农村资源与农业剩余无法用于农村自身的发展，除了加深农村作为城市工业产品市场的牺牲程度外，还从供需两方面制约着农民对多样化产品包括社会化服务产品的投资和需求，从而制约各类农民组织的良性发展，不利于农村内部市场的扩大。 　　教育水平和生活观念落后不利于农民技能化目前，农村中学生是城市中学生的4倍，而享受到的国家中学生教育经费仅占38。 　　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农村劳动力、城镇劳动力和农村到城镇的迁移劳动力，其受教育年限分别是669年、934年、866年，即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仅略高于小学，而中学入学率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巨大的。 　　因此，教育水平的落后是导致农民素质低的关键原因。 　　另外，农民安于现状的生活观念和封闭式的生活方式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 　　当前在国家政策的保护伞下形成的农村高水平均衡陷阱使原本就比较保守的农民更加不愿意改变现状，而只是消极地等待接受政府给予的好处。 　　新兴经济学理论对新农村建设的启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新发展起来的各种经济学思想对我国新农村建设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这些新兴理论的主要贡献就是将技术进步内生化，并重新发现了收益递增，解决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得出的经济增长将最终停止的尴尬问题。 　　技术进步与分工深化新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将收益递增视为长期持续经济增长的关键，从而改写了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 　　其核心内容主要有两点第一，将技术进步看作是经济活动的产物，强调经济增长源泉的内生化；第二，重新发现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在总体收益递增中的重要作用。 　　劳动分工的演进会扩大市场规模，加速人力资本积累，提高贸易依存度和内生比较优势，从而维持经济长期增长。 　　根据新增长理论的观点，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于区域内部。 　　因此我国新农村建设应该在发挥外部动力引导作用的同时，充分调动农村自身的内部动力。 　　将有限的力量用到农民素质的提高和农业分工深化上来，改变农民生产供给曲线和生活需求曲线，打破生产生存的低水平均衡状态。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外部力量必须运用得当，如果只是一味地对农业进行保护，对农民进行补贴，那么无疑只是缓解了农业内部的良性矛盾，延长了农村低质均衡状态被打破的时间。 　　因为这些补贴会连带本应用于农业资本积累的农业剩余通过购买城市工业制品的方式一同流向城市，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