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一元化社会治理价值分析.docVIP

刑法一元化社会治理价值分析 一、问题提出 从宏观上看，当前我国的刑法结构并不是完全科学的，行政处罚体系作为刑法与行政法的中间地带，存在着立法上的模糊性，致使违法和犯罪不分，促使刑法在一定时期走向了“厉而不严”的重刑偏向。从微观上看，我国刑法立法定性又定量的方式使犯罪范围的“除外性”规定将诸多轻微犯罪和治安违法行为交由行政机关处置，虽在立法前期能够起到一定的补充性作用，但随着社会利益需求多样化，继续适用下去必定会造成公民权利维护难度增大，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遭受质疑。同时还会造成民众守法意识淡薄，刑法权威性受到冲击。当前，我国刑法立法呈现出“犯罪化”和“非刑罚化”的趋向。“犯罪化”是指我国的犯罪范围不断扩张，刑事法网逐渐严密；“非刑罚化”是指我国的刑罚适用不断趋缓，刑罚总量下降，非刑罚手段增多。可见，刑法与行政处罚体系二元并用的治理模式在实践中受用广度逐渐缩小，缺陷越发明显，而刑法逐步吸收行政处罚体系的一元治理模式不断展现着自身的卓越优势。本文通过分析二元制裁模式的价值取向，论证刑法一元化社会治理的必要性，以期利于国家治理现代化。 二、概念界定 一元制裁模式指“刑法逐步吸收行政处罚体系的一元制裁模式”。“逐步吸收”指两种权力的并合必然存在理论上的争议和实际利益的摩擦；再者，长时间权力的不对等性使得吸收的过程变得十分缓慢，从而使一元模式处于“去行政处罚权”的动态平衡过程。因此，在功利主义的视角下，刑事司法权逐步蚕食行政处罚权之路径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配套制度建设保驾护航。“行政处罚体系”与行政处罚内在相关。行政处罚指行政机关依法对实施了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外部相对人进行的法律制裁。我国的行政处罚体系的分类包括人身罚、行为罚、财产罚、申诫罚、能力罚。通常学界所称的“行政处罚”是指整个行政处罚体系，不单只《行政处罚法》一部法律，还包括《治安管理处罚法》等具有行政处罚性质的行政法律规范。“一元制裁”，是指吸收过程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刑法的独立制裁，将散在的行政处罚规定统一于刑法规范之中，使社会治理有序、公正、统一。“模式”，是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经过积累的经验而抽象和升华所形成的认识论意义上的确定的思维方式，以及在这种思维方式下针对外在物质确立的高度凝练之标准。刑法在动态平衡中逐步吸收行政处罚体系所囊括的理论与实践经验而总结出利用刑法治理社会的各方面标准化操作程序，即一元制裁模式。二元制裁模式指刑法与行政处罚体系并存而非择一。轻微的社会危害行为受行政处罚，只有具备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才受刑罚处罚。在理论界，二元制裁模式内部又存在二元限缩说和二元扩张说之争。二元限缩说指刑法应适当收缩犯罪圈，逐步实现某些犯罪的非罪化，并纳入行政处罚的规制范畴。二元扩张说指刑法吸收一定范围内的行政违法行为，行政处罚体系在此范围内作出让步。针对“扩张说”可能存在的争论，应根据处罚严厉程度不同分为四种，即“人身罚吸收说”“人身罚＋行为罚吸收说”“人身罚＋财产罚吸收说”“人身罚＋行为罚＋财产罚吸收说”。在劳教制度废除后，二元制裁模式虽是我国现阶段主要的社会治理方式，但是我们不能放任其存在的固有缺陷而忽视一元制裁模式适用于我国未来社会治理的可能性。 三、二元制裁模式批判性思考 二元制裁模式在现阶段存在积极意义，这一点毋庸置疑。一方面，二元模式旨在发挥行政处罚积极主动的高效能作用，程序简易，效率较高，利于打击轻微的违法行为。另一方面，利于发挥刑法与行政处罚相结合的经济性优势。通过刑法总则的“但书”规定、刑法分则中罪量因素的规定与行政处罚体系规定相对照，实现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的分流，从而提高司法机关惩罚犯罪、行政机关惩治违法的效率，更益于节省司法资源，集中力量打击和预防严重的社会危害行为。然而，二元模式在现阶段所显示的优势已经逐渐淡化，在刑法向良法善治转变的过程中将会呈现出更多的弊端。（一）公正与效率易失衡。一方面，缺少第三方程序的监督。司法关注内的刑罚处罚受公检法三机关制约和律师的“变相”监督，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依法受到保障。治安性与行政性的处罚主体是行政机关，重点指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在没有其它机关制约也没有赋予被处罚者以全面的实质性、程序性申辩权利的情况下独自决定适用的行政处罚，虽注重提高效率但有悖法治的基本要求。由此可知，在行政处罚程序中，公安机关行使治安处罚权不会产生自我约束，权力恣意性极高。另一方面，缺少同力监督。行政处罚引进了听证程序，旨在建立一种有利于行政相对人向行政主体表达意志的机制，通过行政相对人的参与来实现对行政处罚权力的制约和监督。首先，从听证程序本身来看，其适用范围仅限定在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这三类行政处罚，而与公民人身权利密切相关的行政拘留却不在听证范围内。再者，听证程序是否同时适用于《治安管理处罚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也未明确。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