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脉血栓用药分析和药学监护.docVIP

静脉血栓用药分析和药学监护 1病例简介 患者，男，70岁，身高165cm，体质量65kg。2015年9月，患者无明显诱因开始右下肢痛，疼痛未向下肢放射，无肩背痛，无尿频、尿急，无下肢麻木及肿胀。无发热，无胸闷、气促，恶心、腹胀，无呕吐、腹痛。2016年2月疼痛加剧，无法行走，2016年3月前转身时突然疼痛加剧，无法站立，到我院就诊，发现右股骨干病理骨折，PET-CT显示右股骨异常放射浓聚，行局部固定术，病理提示浆细胞瘤。为进一步诊治到我院就诊，门诊以“多发性骨髓瘤”收入院。 2治疗经过 患者入院后行血常规示:WBC9．4×109#8226;L－1，Hb126g#8226;L－1，Plt451×109#8226;L－1;纤维蛋白原(FIB)4．6g#8226;L－1，D-二聚体(D-D)3．28mg#8226;L－1，纤维蛋白降解产物(FDP)7．7mg#8226;L－1。生化检查:ALT35U#8226;L－1，AST22U#8226;L－1，SCr122μmol#8226;L－1。血免疫球蛋白G(IgG)25．70g#8226;L－1，κ轻链(KAP)28．40g#8226;L－1。行骨髓检查骨髓瘤细胞占41%。可明确诊断多发性骨髓瘤IgG-κIII期A(DS分期)。入院后于2016年5月4～7日行TAD方案化疗:沙利度胺100mgqn，多柔比星脂质体40mgd1，地塞米松40mgd1～4，过程顺利。医嘱给予阿司匹林100mgqd预防血栓形成。5月9日应用沙利度胺第6日，患者右上肢及右下肢水肿(患者10d前已完善双下肢深静脉彩超，未见明显异常)，并再次行双下肢深静脉彩超。5月10日深静脉彩超示右小腿腓静脉、肌间静脉血栓，D-D3．99mg#8226;L－1，FDP9．9mg#8226;ml－1，主管医生咨询临床药师给药方案，药师考虑下肢静脉血栓可能与多发性骨髓瘤疾病本身和使用沙利度胺联合多柔比星的化疗方案相关，患者Ccr45．8ml#8226;min－1，建议给予低分子肝素钠1mg#8226;kg－1，ih，q12h抗凝治疗，无需调整剂量。主管医生采纳，但降低了给药剂量，给予依诺肝素钠注射液40mg，ih，q12h抗凝治疗。同时，血管外科会诊与临床药师一致，建议低分子肝素严格抗凝治疗，及时复查凝血指标，观察D-D变化，并嘱患者卧床制动，抬高患肢。5月16日低分子肝素钠抗凝治疗1周，患者D-D1．34mg#8226;L－1，FIB441．7g#8226;L－1。5月20日患者复查彩超示右下肢深静脉血栓较前减少，凝血指标D-D1．63g#8226;L－1，FIB451．2g#8226;L－1，医嘱继续予依诺肝素钠注射注40g，ih，q12h治疗。 3讨论 3．1患者血栓形成的原因肿瘤患者VTE与多种因素相关，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指南［2］指出肿瘤患者VTE危险因素主要包括肿瘤相关因素，治疗相关因素、患者因素和生物标记4大方面，其中包括的危险因素与国内2015年肿瘤相关静脉血栓栓塞指南［3］和NCCN在2016年发布的肿瘤相关静脉血栓栓塞指南［4］基本一致。(1)肿瘤因素:肿瘤本身是VTE发生的重要高危因素。恶性肿瘤细胞及其产物与宿主细胞相互作用产生高凝状态，引起机体防御血栓形成的功能减低。恶性肿瘤患者多有凝血机制异常，表现为FDP增高、血小板增多、血小板聚集功能亢进、纤维蛋白溶解低下和高FIB血症等。普通人群中静脉血栓栓塞包括深静脉血栓和肺栓塞的年发病率为0．1%［5］。肿瘤患者发生VTE的风险较非肿瘤患者至少增加4～7倍［6，7］，并导致其存活率显著下降。该患者多发性骨髓瘤，高黏滞血症，发生VTE的风险增加［8］。(2)治疗因素:主要包括化疗、放疗、使用糖皮质激素、免疫调节药、促红细胞生成素、输血、手术、深静脉置管等。本例患者的化疗方案为TAD方案，含有沙利度胺和地塞米松。沙利度胺为免疫调节药，可多靶位攻击浆细胞微环境，使细胞凋亡、抑制血管生成和细胞因子环路，并产生其他抑制作用，在初诊和复发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的治疗中均有显著疗效，而且价格便宜，国内2015版指南［9］将其推荐为初始治疗方案的药物，但是NCCN2017V2版多发性骨髓瘤指南认为沙利度胺毒性较大(包括血栓风险等)，已不再推荐，仅保留DT-PACE一个含有沙利度胺的方案。沙利度胺促使血栓形成的可能机制如下:①在沙利度胺治疗的第1个月内，抗凝途径辅因子血栓调节蛋白的血清水平出现暂时性降低，并在随后的2个月逐渐恢复［10］;②暴露于蒽环类药物后，沙利度胺可增加内皮细胞表达蛋白酶激活受体-1(proteaseactivatedreceptor-1，PAＲ-1)［11］，可导致与血管内皮结合的凝血酶增加，并可部分解释沙利度胺与某种蒽环类药物联用时所见的血栓形成风险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