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学教育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docxVIP

　　摘要在改革开放日益深入、社会矛盾凸显复杂化的新时期，自由与秩序、惩戒与宽容、功利与价值等两极观念的碰撞逐渐加剧，如果刑法学教学与研究还局限于法条的阐释，则无异于冥行盲索。 　　刑法学教育工作者的任务不仅是传授刑法学知识，还负载着培养法之理性的使命，肩负传递法律的价值、意义的重大责任。 　　刑法学教学应处理好刑法学知识与刑法学实践的关系、体系性思维与个案正义的关系、域外学说与本土法制的关系以及刑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关键词刑法学；教育教学；基本维度；关系从1979年刑法典的颁布开启中国刑法体系化至今，现代刑法学教育在中国历经近40载。 　　这期间，刑法学教育体系一方面随着刑法学理论体系的成熟而趋于稳定，另一方面又在刑法学知识的迭代发展中持续拓展创新，在教学方法、理论延伸等方面不断丰富、扩大刑法学教学的内涵与外延。 　　当前的刑法学教育很像年近不惑的青壮年男子，骨骼成熟、健壮而又充满朝气，摩拳擦掌欲有一番作为，时代发展亦恰逢其时。 　　在改革开放日益深入、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复杂化的新时期，刑事法治领域的大变革逐步试水，国家又提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各种观念碰撞空前剧烈，这对刑法学教育工作者是一种考验，也对刑法学教学工作本身提出了更高要求。 　　刑法学教育不仅承担着培养新时代法律职业中坚力量的艰巨任务，更肩负塑造法律共同体法之理性、传递法之价值的历史使命。 　　如果孟德斯鸠是从历史中寻求法的精神，梁治平是从文化中寻求法的精神，那么本文尝试从刑法学教育中寻求法的精神。 　　一、中国刑法学教育站在了新的转折点上在近40年的发展中，中国刑法学教育与刑法典的颁布、修订一样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并逐步成熟的过程，无论是人才培养规模的扩大和质量水平的提高、还是法律共同体素养的明显提升，刑法学教育都功不可没。 　　拉伦茨强调法学以处理规范性角度下的法律规范为主要任务［1］，在刑法学基础比较薄弱的时期，注释刑法规范是刑法学教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其着重传授刑法学基本概念、原则以及法条的应用，这被称作刑法解释学或刑法教义学［2］，其目标是通过价值中立的刑法解释学将事实转化成一般认识或者真理，构建一个埃塞尔所期望的独立体系的法概念以及法制度的基本理论。 　　［3］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刑法解释都是刑法学教学、研究的主流。 　　尽管有学者提出简单注释刑法典会使刑法学停留在一个低层次水平，刑法学需要完成从注释刑法学到理论刑法学的转变，但最终学界还是较一致地认为，刑法学主要还是刑法解释学，没有刑法解释学就没有发达的刑法学。 　　在刑法观念相对稳定的时期，这种研究和教学的局面也能够自给自足，法学人才输出和刑法学研究的基本面是稳定的。 　　但这种情况在2010年之后发生了改变。 　　刑法立法经历了1997新刑法颁布实施以来最大的变革，集中体现在《刑法修正案八》2011年、《刑法修正案九》2015年对刑法的修订，涉及刑事责任区分、严密刑罚结构、废除死刑、增设罪名、调整各罪刑罚等诸多方面，从宏观理念和微观品质两个方面表现出对刑法的完善，说明中国的刑法规范已经在更高层面开启了自我反思的路径，以寻求理论与现实的双重自洽。 　　与此同时，价值观念的冲突也随之而来，如犯罪化合理性根据、性犯罪死刑废除、贪腐犯罪降低入罪起点、行政犯罪与非罪认定等问题的争论在刑法学界和坊间同时点燃，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涉及自由与秩序、惩戒与宽容、功利与价值、形式与实质的剖析与取舍。 　　但最终我们遗憾地发现，目前这个法律共同体对此却并不擅长，刑法解释学对此更束手无策。 　　实际上，近10年来的刑法理论论争的基本点都围绕这些相互冲突的两极观念展开，某些冲突、论争甚至成为中国刑法改革的最大障碍，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刑法改革便没有清晰的方向。 　　要回答为什么我们不擅长解决以上问题并不难，只需稍稍回顾一下近代法制史即可，但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必须从两极观念的冲突中找到最适合中国国情的那条路。 　　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刑法学理论还是实务均站在分岔的路口前而踟蹰难行。 　　在这种情势下，如果刑法学教育还仅仅局限在刑法解释学的教授上，那无异于冥行盲索。 　　我们的刑法观念不似西方国家那样经历过17、18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而达到相对成熟的状态，还需要在与现实的矛盾碰撞中进一步开化、进化，如果说历史上我们错过了思想启蒙，现实无疑给了我们第二次机会。 　　我国刑法学经历近40年的发展，概念、理论体系都已实现前所未有的逻辑自洽，但由于思想启蒙缺位、国内改革开放深入以及世界范围内犯罪局势的影响，刑法学的价值观念却并不成熟。 　　尽管在司法职业资格考试实施之后，法律从业者的法学素养比社会上一般人要高出不少，但也只是比一般人更了解法律概念和知识体系，在思想观念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