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杨海文文科学术论文摘要的正确写法.DOCVIP

文科学术论文摘要的“正确写法” 杨海文 （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广州510275） ? 写作文科学术论文，内容上的“创新”首当其冲，形式上的“鲜明”同样不可轻视。标题的画龙点睛，摘要的提纲挈领，又为形式上值得注意的两大方面。常识告诉人们：读者之所以对某篇论文猝不及防地“一见钟情”，通常是因为它被赋予了一个瞬间就能吸引眼球的好标题；由此前行，假如摘要也具备强大的信息含量，这篇论文就会促使读者迫不及待地堕入“两厢情愿”的阅读进程。仅仅只是从“形式”而不是“内容”的角度看，在今天这个“隔行如隔山”的学科细分时代，摘要写得越是有特色，有兴趣的读者与陌生的论文之间就会越快地“天堑变通途”；否则，质量再好的论文在获取“影响因子”的过程中，也有可能迷茫于“山重水复”。 一般而言，摘要的重要性是由读者“敞开”的；与此相应，我们更有理由企盼作者能够“缔造”出摘要的特色性。可是，依据笔者多年来从事学术期刊编辑的实践经验，大多数作者自己撰写的摘要往往不太合格，他们似乎也不重视摘要的写作，觉得摘要之于论文是可有可无的，摘要不过是期刊对于公开发表的论文提出的附带要求而已。这一事实表明，大多数作者写不好摘要，主要还是一个认识问题，亦即尚未真切地认识到一份好摘要对于论文传播的重要性，进而也就不会去精心筹划每一份摘要的布局谋篇。在此情形下，责任编辑暂时性的“越俎代庖”，或许有助于文科学术论文的摘要永远走在“正确写法”的路上。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将推出倪梁康教授主持的“西学东渐研究”栏目。其中，有篇文章是中山大学哲学系梅谦立（Thierry Meynard）副教授的《西方政治观的东渐——〈达道纪言〉中所表达的政治观》。以下是作者提供的摘要： 在西学东渐的研究中，政治问题占了核心地位。不过，国内外的研究往往局限在晚清民初时期。通过《达道纪言》的分析，文章介绍了晚明耶稣会传教士所带来的西方古典政治学。虽然他们没有从政治制度的角度介绍希腊城邦或者罗马共和国的民主，不过，通过贤人的格言，他们发挥了西方古代的政治修养，并且与儒家传统相结合。在晚明的政治衰败之中，这些故事至今仍然包含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梅谦立副教授是法国籍学者，这篇长达11页的论文十分深入地讨论了晚明《达道纪言》与西方政治观的东渐。责任编辑之初，笔者就直观地觉得：这份摘要并未等量地释放论文本身内含的精彩论点；也就是说，论文极有分量，而摘要却泛泛而谈，没有履行为论文导航的职分。责任编辑之际，笔者更是感到：既然摘要是精彩论点的“集萃”，论文是精彩论点的“铺开”，那么，只要我们期望读者经由摘要的指引而走向正文的解读，这篇论文的摘要就应当被重写。考虑到作者是外籍学者，笔者以责任编辑的身份代写了以下这份新摘要： 1636年出版的《达道纪言》，由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高一志“手授”、山西地方官吏韩云“纂述”。该书作为西方政制人伦的“语录”汇集，取材于古希腊和古拉丁文学，编译成中文共355条；并以中国传统的“五伦”为原则，编排成五类，着墨最多的是君臣（158条），其次是朋友（122条），再次分别是兄弟（31条）、夫妇（23条）、父子（21条）。《达道纪言》处于儒家、基督宗教和斯多葛学派几大传统的交互之处，目的却不是要建立一本历史档案集，而是借助于贤人的格言，试图培养起某种政治伦理的态度。尤其是从对君王之修养、君臣关系、拒绝暴力、平民主义的君主制度以及法治、经济、税务政策等问题的分析看，该书发挥了西方古代的政治修养，并且与儒家传统相结合，建造起了一个道德榜样，旨在教导人们如何趋善避恶。晚明耶稣会传教士在《达道纪言》中所表达的西方古典政治学，鲜明地体现了古中国和古西方在政治观念上第一次相遇的奇特情形，极其有助于深化目前的西学东渐研究。 梅谦立副教授这篇论文的“旧摘要”，折射的其实还是一种“理科立场”。国家标准局1986年6月14日发布的《文摘编写规则》，规定目的、方法、结果、结论是文摘的基本要素；以国家教育委员会办公厅文件（教技厅[1998]1号）下发的《中国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编排规范（修订版）》，同样认为“摘要的内容包括研究的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前者是国家标准，后者是行业规范，两者可谓步调一致，均被收入新闻出版总署科技发展司、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出版管理司、中国标准出版社编，中国标准出版社2008年5月出版的《作者编辑常用标准及规范（第三版）》。可是，这部133万字并作为“新闻出版行业质量管理与标准化系列图书”之一的工具书，却没有收录以教育部办公厅文件（教社政厅[2000]1号）发布的《中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编排规范（修订版）》。以“理科规范”作为“国家标准”来一统学术期刊界，这种意识何以如此根深蒂固、积重难返呢？！ 笔者代写的“新摘要”，要还原的则是一种“文科立场”。《中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