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特殊体质司法现状的刑法理论分析.docxVIP

　　提要我国司法实践宽泛地理解伤害故意以及致人死亡的过失从而导致被害人特殊体质案件有罪率过高。 　　为了有效地避免定罪率过高，应该直接从客观不法的角度限制犯罪的成立范围。 　　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只是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诱因，只有行为人能具体预见到被害人特殊体质，才能将死亡结果归责于行为人的行为;如果行为人的行为直接造成死因，即使行为人不能预见到被害人的特殊体质也应将死亡结果归责于行为人的行为。 　　关键词有罪率;殴打故意;具体预见可能性;诱因;死因一、问题的提出被害人的特殊体质，又称被害者的特异体质。 　　同正常人相比，因为患有严重的疾病或者其它原因，具有特异体质的人的抵抗力或者免疫力相对较低，他人的言语刺激、轻微暴力行为，甚至能诱发被害人重伤或死亡的严重结果。 　　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涉及被害人特殊体质的讨论重点，在于行为人是否对其诱发的被害人死亡结果承担刑事责任。 　　对此一般认为，应该否定行为人对致死结果承担刑事责任。 　　至于是通过否定因果关系的方式还是通过否定预见可能性的方式否定刑事责任，只不过是体系上的不同处理方式，并不影响实际问题的解决。 　　①然而，我们如果将目光转向司法实务，就会发现，司法实践呈现出的则是另一番景象。 　　以笔者收集到的38份涉及被害人特殊体质的司法判决为例，②其中绝大部分案件都以犯罪论处。 　　具体统计结论如下有21份判决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有15份判决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只有2份判决以意外事件为由，作无罪宣判。 　　涉及被害人特殊体质的案件，本应该以无罪论处为原则，但是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反而以有罪为原则以无罪为例外。 　　更让人惊讶的是以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的判决比例竟占了半数以上。 　　因此，不得不追问为何司法实践中会出现这种原则和例外关系的颠倒;这种颠倒究竟是正常的还是异常的;如果是异常的，究竟应该如何避免此种颠倒。 　　二、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的判决比例高的成因在38份判决中，以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论处的判决高达21份，居于绝对优势地位。 　　这一异常现象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为何故意伤害罪的判决比率这么高;另一个是被认定为故意伤害罪的同时，为何几乎无一例外地构成结果加重犯。 　　分析相关判决理由及案件事实可以发现，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一混淆殴打故意和伤害故意的区别导致故意伤害罪认定比例高在我国，故意伤害罪的规定是保护人身健康法益的专门规定。 　　③而在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不仅规定了故意伤害罪，还规定了作为故意伤害罪的前置形态的暴行罪。 　　关于二者的关系，日本刑法学界一般认为，暴行罪是侵害人身健康法益的基本犯，而故意伤害罪则是暴行罪的结果加重犯。 　　④由于故意的认识内容并不需要包括加重结果，从主观上看，只要行为人有暴行的故意，即使造成了超出其故意内容的伤害后果，仍然可以按照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 　　换言之，日本等国家与地区的刑事立法并不区分暴行的故意和伤害的故意。 　　然而，我国《刑法》中并无相当于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暴行罪的规定，此类行为一般被认为属于行政违法行为。 　　正因如此，司法实践一般认为，故意伤害罪中的伤害必须达到轻伤以上。 　　换言之，只有损害了他人的肢体、器官、组织的完整性和正常机能的伤害才属于故意伤害罪中的伤害。 　　⑤而仅造成他人暂时的肌体疼痛等后果的行为并不是刑法意义上的伤害行为。 　　由于故意是对客观构成要件的认识，这就要求伤害的故意必须是造成他人轻伤以上的后果的认识和意欲，仅希望造成他人暂时的身体疼痛或者精神刺激的认识和意欲并不是刑法中的伤害故意。 　　在被害人特殊体质的案件中，有的判决注意到了伤害的故意和殴打的故意的区别。 　　例如，廖钊朋等被控过失致人死亡案廖钊朋卖鱼给被害人赖锦堂，因斤两问题发生争吵，互相推打对方一拳。 　　随后，各邀亲朋帮忙。 　　廖钊朋和朋友李四珠等分别用拳头向赖的头部、胸部打了几拳。 　　随后警察赶到，被告人和被害人去派出所接受调查处理。 　　在问话结束后，赖某昏迷倒地，抢救无效死亡。 　　经鉴定，赖锦棠符合在冠心病、陈旧性心肌梗死、慢性心包炎的基础上，在受到外部诱因如外伤作用下致心性猝死。 　　⑥对于该案，一审判决指出客观上，法医鉴定结论证实被害人的损害程度不足以致死，但没有对其损害程度作出鉴定，从受害人在派出所的问话中可以看出，受害人没有什么大碍，在正常情况下，被告人的殴打行为并不会造成轻伤以上的伤害结果。 　　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后果，但不是出于故意或过失。 　　⑦二审判决同样认为廖对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不具有故意，从行为方式上看，行为人用拳头殴打对方，属于日常矛盾激化经常采用的手段，还不足以推定其有伤害的故意，刑法中的伤害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