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变化的律、测度及其影响.docVIP

人口红利变化的规律、测度及其影响收稿日期 收稿日期： 基金项目：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经济转型时期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与和谐发展”（NCET-06_0890）；陕西省重点学科西方经济学建设项目（2008SZ09）。 作者简介：郭晗（1987-），男，陕西汉阴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西方经济学。 任保平（1968-），男，陕西凤县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西方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郭晗 任保平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710127） 摘要：从理论层面看，人口红利期意味着适龄劳动人口比重较大，能够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以延缓资本报酬递减，同时较低的社会抚养比能够提高储蓄率，进而有利于资本形成；从现实层面看，中国近三十年来的高速增长确实伴随着适龄劳动人口比重的不断上升，如果中国的高速增长是由人口红利带来的，那么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意味着中国以往的增长模式面临着重要的瓶颈。本文分析了人口红利变化的规律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以为后红利时代中国增长模式的转型提供相应的理论基础，同时对近三十年来中国的人口红利变化进行测度，并通过实证分析研究中国的人口红利变化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为中国后红利时代的战略转型提供相应的现实基础。 关键词：人口红利 人口负债 经济增长方式转型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甚至被称为“中国奇迹”。有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应当归功于人口红利的作用（蔡肪，2008）。由于适龄人口比重增加，大量的适龄劳动人口从农村转向城市，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由于社会抚养比降低提高了整个社会的储蓄率，又为资本形成提供了充足的条件，也极大的加速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 如果从统计描述上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年龄结构，我们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中国近三十年来的高速增长是伴随着适龄劳动人口比重的不断上升，如下图所示，从1982年到2010年，中国的少年人口比重从33.6%下降至18.5，老年人口比重从4.9%上升至8.5%，而适龄劳动人口比重从61.5上升至73%，总抚养比也从62.6%下降至34.2%。 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具有双重影响，如果中国的高速增长是由人口红利带来的，那么即将到来的人口负债将意味着中国的增长奇迹面临破灭的危险。并且，依据蔡肪（2010）的研究，中国目前已经走到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向有限供给的转折点，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意味着中国以往的增长模式面临着重要的瓶颈。由此也引出了本文的主题：中国的人口红利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有何影响？在人口红利变化背景下中国应当如何完成增长模式的转型？ 一、文献述评 在以往的研究中，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主要有两方面影响（Mason and Lee，2006）。一是由于社会抚养比较低，提高了全社会的储蓄率，进而有利于资本形成，推动经济增长；二是由于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增加，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进而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的状况，进而维持高速增长。因而目前探讨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也主要集中于这两类。 人口红利对储蓄率产生影响的理论渊源来自于生命周期假说（Ando and Modigliani，1963），在这个理论框架中，少年人口和老年人口都属于消耗财富的群体，只有两者之间的适龄劳动人口是净储蓄群体，换言之，适龄劳动人口产出大于消费，因而“创造储蓄”，少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只消费不产出，因而“消耗储蓄”，那么，如果适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上升，储蓄率就会上升，反之储蓄率则降低。 以生命周期假说为理论基础，有学者对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率的关系做了大量的实证检验。Leff（1969）采取了1964年74个国家的跨国数据验证了储蓄率与非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关系，在控制了人均GDP对数和过去5年人均GDP增长率以后，结论得出总储蓄率与15岁以下人口比例和64岁以上人口比例成反比。Higgins和Willianmson（1997）以16个亚洲国家1950-1992年的数据为研究对象，与Leff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即认为抚养系数与储蓄率成反比，这些亚洲国家自60年代以来的储蓄类别增长应当归功于少儿抚养比的降低，舒尔茨（2005）对Higgins和Willianmson（1997）研究进行了扩展，将在原模型中的作为外生变量的储蓄类内生化，却没有得出人口年龄构成显著影响储蓄率的结论。Thornton（2001）考察了美国1956-1995年的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率的关系，他构建了少儿抚养指标和老年抚养指标，通过协整检验发现，少儿抚养负担和老年抚养负担均对美国储蓄率均存在一定程度的负效用。 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