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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科学研究的若干新进展 本节将简要介绍当代西方政策科学研究若干新进展，并指出其对当前我国政策科学学科建设的启示意义。 一、政策科学研究的“新政治经济学”途径 政策科学可以从某些社会科学的理论、假设或模型出发来研究公共政策及其过程，也可以从不同的社会科学学科的框架中来加以研究，当前最有影响的是经济学途径特别是“新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制度学派等）。研究途径、方法的不同，导致对公共政策的性质、原因和结果以及公共决策系统及其运行做出不同的描述或解释，从而形成不同的政策科学理论。 1．公共选择理论 它将“经济人”假说、交换范式和方法论个人主义应用到政治和公共政策领域。根据这种途径，投票者更象是一个消费者；压力团体可以看作政治消费者协会或有时作为合作者；政党变成企业家——他们提出竞争的一揽子服务和税收的交换选票；政治宣传等于商业广告；政府机构就是公共公司——它们依靠动员和获得充分的政治支持以掩盖成本。 2．新制度主义 政策科学的新制度主义途径认为，持续不断的制度结构是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基本建筑材料，个人的偏好、能力和基本的认同以这些体制结构作为条件；历史发展是路径依赖，一旦做出某种选择，它便限制了未来的可能性；决策者在特定时期可利用的选择范围是那些早期确定了的制度性能的函数。依照这种分析途径，并不是制度引起行动，而是它们通过形成问题的解释和可能的解决方案，通过限制解决方案和选择以及它们被执行的方式而影响行动。 二、政策过程的新理论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政策过程研究的基本和主导的途径是阶段途径，即把政策过程分为若干阶段来加以分别的研究，这种途径被称为阶段启发法(the stages heuristic)。近二十年来，阶段途径受到了批评与挑战，人们提出了各种新的替代途径或概念框架，从而丰富了政策过程的理论。 1．政策过程的阶段途径 （1）这种途径发源于拉斯韦尔，经过琼斯(Charls Jones)、安德森(James Anderson)、布鲁尔（Garry·D·Brewer）和狄龙(Peter Deleon)等人的论述，而在20世纪70、80年代成熟起来，成为了解政策过程的基本的，甚至是唯一途径。 （4）局限性 ——它把复杂的政策过程还原为若干阶段来分别加研究，并往往用线性的观点来看待各阶段的关系，即它们被看作是一种在时间上前后相续的过程； ——它并深入探究政策过程中的因果关系，对政策过程的解释不充分，也难以进行预言； ——它对政策实践的了解是片面的，其应用也是有限的。因而这种途径被有的学者称为“教科书途径”。 （5）对于阶段途径的批评 萨巴蒂尔在《政策过程理论》一书中将对阶段途径的批评归纳为如下四点： ——阶段途径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因果理论，因为它并未揭示出政策过程各阶段之间的内在因果关系；相反，每个阶段的研究都形成自身的而几乎与其他阶段无关的理论。 2．政策过程的新理论框架 根据萨巴蒂尔主编的《政策过程理论》一书的论述，有如下几种较有影响的途径： （1）制度理性选择 (Institutional Rational Choice)途径[奥斯特罗姆（E·Ostrom）的《制度理性选择：制度分析和发展框架的评估》（载于《政策过程理论》一书中）]。其焦点是，制度规则是如何改变由物质上的自我利益所激励的自觉理性个人的行为。它是目前政策过程的新理论框架中较为成熟和较具影响力的途径。 三、政策工具研究的兴起、主题与成就 1．政策工具研究的兴起 政策工具（或政府工具）成为20世纪90年代西方政策科学研究的一个焦点，并正在成长为一个新的学科分支或主题领域。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具有代表性著作是： 胡德（C·Hood）的《政府的工具》(1983、1986)。 彼特斯和尼斯潘(B.Guy Peters and Frans K.M. Van Nispen)主编的《公共政策工具》（1998）。 莱斯特·M·萨拉姆（Lester M. Salamon） 主编的《政府工具－新的治理指南》(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 3．政策工具研究的主题 （1）政策工具的特性 （2）政策工具的应用 （3）“新工具” （4）政策网络 （5）工具的动态性 （6）工具的优化组合 4．政策的分类 荷兰经济学家科臣(E·S·Kirschen)整理出64种一般化的工具 美国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