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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学 文化艺术学院曹亚峰 比较文学接受学 一、接受学与文化过滤 （一）文学传播中的读者接受 文学交流模式： 作品 传播者 接受者 接受学：又称接受研究，是建立在接受学理论基础上的一种新的比较文学研究模式，主要研究一个民族的作家作品被外民族读者、社会接受的状况。 例：赛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所揭示的，正是西方人囿于自我所从属的价值体系与偏见为理由来解释和评价东方人的文化、行为方式和行为的。正如赛义德所正确指出的，建构“东方主义”的理论基点或观察视角并非“东方”，而是基于“西方”自身的视野。正是从西方这个“他者”的眼中，东方才被当作一个“他者”的“他者”建构了出来，并成为西方的对立物而出现。 比如，中国道家和道教的核心术语“道”是个内涵丰富的词，老子尚且言：“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继而又异词反复言：“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老子第二十五章》）一词多举，可见老子既担心词之不达己意，又担心词义之离散，故己先行道说出并予以消解之。老子本人尚且如此，此“道”要在西语文化中予以再现，可想其难度之大。尽管它与西方的“逻格斯”在意思上有相同之处，但却不能完全对等。即使用西语“逻格斯”来表现“道”，其结果也只能是在西方学术生态中的一种选择与“过滤”而已。 其次，文学翻译过程即是文化过滤的过程。如林纾翻译的外国小说，很多翻译如写景的部分，很多都是中国式的景色。 比如在西方浪漫主义触发中所形成的中国现代浪漫主义作家群体，在整体上他们都把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视为其其基本的思想基调。但是这种“别求新声于异邦”在不同作家身上却因个性特质的差异而有着不同的表现。如鲁迅使用恶魔式的叛逆，尼采“超人”式的激情，雪莱式的“与旧习对立，更张破坏”，以及拜伦式的“重独立而自由”等方式来打破中国社会沉闷和人民精神的愚昧，在无声的中国开出一条生路。郭沫若同样从这种思想基调里取来了“浪漫”之火，烧毁了像孙悟空的紧箍咒一般禁锢人们头脑的旧文学观念，创造了《女神》中一系列引人入胜的浪漫主义诗歌形象，他们在“涅槃”中迎来了新世纪的曙光。 但是以郁达夫为代表的作家们则更多地吸取了西方浪漫主义的一个本源性传统――感伤主义。如《银灰色的死》、《沉沦》、《南迁》、《怀乡病者》、《风铃》等，均写留日学生的生活片断，着重表现其内心的悒郁、苦闷和彷徨。 教学案例：中国作家对泰戈尔的接受 “五·四”时期，许多作家从不同角度接受了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影响。郭沫若接受了泰戈尔的泛神论，从泛神论中吸取了追求个性解放，反抗封建的力量，但他的诗歌的基调仍是灼热的；冰心也接受了泰戈尔的泛神论，却造成了一片平和恬淡的情调；王统照明显接受了泰戈尔“爱的哲学”，他的诗追随泰戈尔崇尚自然，追忆童心，探索人生，但却朦胧晦涩，与冰心不同，徐志摩和泰戈尔的交往更深，他从浪漫主义的角度来接受泰戈尔，作品显得清新明快，缥缈空灵。 教学案例：中国作家对西方个人主义的接受 拿中国文学对西方文学的接受来说，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都是一种带有褒义的词汇，但当这些概念传入中国后，由于其本身不适应中国社会和文学发展的世纪生存土壤，从而被中国接受者进行了改造。西方自由主义的神圣概念“freedom”（通译“自由”——译者）和“individualism”（通译“个人主义”——译者），一如在日本，当译进中国时，保留了任性胡为这样一种含义，它们成了人人为自己这一信条的附庸。正统的儒学中人对此避之唯恐不及。这里，西方个人主义的美德演变成一种无责任感的自私放纵。这种改造是在中国语境中进行的适合中国社会和文学发展的改造。 教学案例：中国对易卜生的接受 中国读者和挪威读者对易卜生的名剧《玩偶之家》的认识理解有所不同。娜拉冒签父名借钱救丈夫海尔茂，在中国读者看来，此事合情合理，表现了娜拉的美好品质，海尔茂不应该责备她，而在挪威人看来，娜拉这一作法是违反法律的犯罪行为，海尔茂是不循私情、维护法律的。这一接受实例，也可见出不同语言乃至文化系统上的差异。这些接受中的差异和“误读”（misreading）现象袒露了不同文化结构的差异所在，呈现了各自的思维方式和思考问题的不同角度。 易卜生的剧作《人民公敌》在中国语境下的不同时代就有着不同的接受特点和意义阐释：在现代时期和建国初期的中国，《人民公敌》被看成是以揭示社会问题为主旨、具有鲜明的社会意义的“现实主义”作品，而在90年代的中国，《人民公敌》被阐释成一部有着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拼贴和戏拟特征的作品。通过这一研究，可见出不同时代语境中某一异质文学作品接受的差异和变形。 （三）文学传播中“文化过滤”的作用机制 在文学交流中，文化过滤是必然的 A、现实语境、传统文化因素对文学影响 的文化过滤语境是决定着个体人的思想、行为和价值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