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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年1月14日计划生育培训 　　如何全面理解毛泽东的计划生育思想　　在研究毛泽东计划生育思想的过程中，存在一个让人颇为困惑的现象，即毛泽东的论述中出现过一些前后似乎矛盾的提法。不承认或回避这个现象，不是科学的态度。只有客观地、科学地去分析，才能使人比较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的计划生育思想。　　第一，应从战略角度认识和理解毛泽东的计划生育思想。　　毛泽东关于计划生育的思想，是从战略意义上讲的，它不同于我们通常讲的计划生育政策。毛泽东的计划生育思想，既不是就人口论人口，也不涉及某种计划生育的具体模式，因此，不能片面地把它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有计划地限制人口增长的政策。　　正如毛泽东1957年3月1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的那样：“总而言之，人类要自己控制自己，有时候使他能够增加一点，有时候使他能够停顿一下，有时候减少一点，波浪式前进，实现有计划的生育。”在这里，毛泽东的基调是控制人口增长，但是他同时又认为，计划生育并不等于减少人口，而是主张有时多生一点，有时少生一点，这样有计划地生育，波浪式地增长。　　在毛泽东看来，正如社会生产必须做到计划化一样，有计划地进行人类自身的生产即计划生育是非常必要的。为了实现计划生育，节育、避孕作为一种手段、一种措施，也是非常必要的。因此，计划生育、节育和避孕，这些都是要长期提倡和坚持的，是具有战略意义的。　　而对我国某地某时的人口究竟是多是少，是否需要控制增长，以及我国人口达到多少是控制限度等等问题，毛泽东认为它们是随着当时当地的人口多少、人口增殖率、群众的接受程度和生产力发展的速度、粮食供应情况以及国际国内环境等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的。　　在和平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在人口多、生产力发展速度较慢、粮食短缺的地区，人口出生率可降低一点；在生产力发展速度较快的时候，人口出生率可再提高一些。　　对于这一思想，毛泽东曾有多次表述。在1957年2月27日至3月2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他一方面提出“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一方面又在会议结束语的提纲中写到：“控制在六亿人口(控制一个时期少增长，以待条件具备，再作适当增长)。”　　在1958年1月28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上，毛泽东一边说：“人多好还是人少好？我说现在还是人多好”；一边又说：“我是赞成节育的，并且赞成有计划地生育的。”　　1958年7月9日，毛泽东同邵力子、陈叔通、黄炎培、章士钊等民主人士谈话，在谈到人口问题时，他一面说：“人口问题，目前还不严重，可在达到八亿时再讲人口过多”；一面又讲：“但对计划生育，仍应实施。”　　归纳以上毛泽东的论述，可以看出，在战略大局上，毛泽东是主张计划生育的；但是在具体政策措施上，譬如人口控制数量究竟是六亿合适还是八亿合适，他心里又确实没有定数，所以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前后不相协调的提法。　　第二，应从当时中国特定的环境来分析和理解毛泽东的计划生育思想。　　中国拥有丰厚的人口资源，这是历史形成的。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面临着如何快速发展经济这一难题，也是历史造成的。人口众多，给国家的发展造成巨大压力，而换个角度看，这也是一种优势。这一点，毛泽东已经看到了，如他在1957年2月14日接见全国学联委员时指出的：“中国人多也好也坏，中国的好处是　　人多，坏处也是人多。”并且在一定时期内，他比较多地强调人多的优势一面。这在物质基础和科技水平十分落后的情况下，确曾起过积极的作用。　　对于人多的优势一面，毛泽东早在建国前夕就有论述。他在1949年写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指出：“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这两段话从人的主观能动性上说明了人多的好处。　　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在毛泽东看来，建设速度问题是一个突出的政治问题。由于中国的科技水平和工业化程度都很低，要想在短时间内提高生产总量，就必须增加劳动总量和提高劳动效率。这样，就造成了对人口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依赖。　　1958年1月2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现在人多一些，气势旺盛一些。”“我是不怕的，再多两亿人口，我看问题就解决了。”3月23日，他又在成都会议上陶鲁笳发言时插话说：“要破除迷信，‘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多年来认为耕地太少，其实每人二亩五分地就够了，宣传人多，造成悲观空气，不对。应看到人多是好事，实际人口七亿五到八　　亿时再控制。现在还是人少，难叫农民节育??”　　之后，《红旗》杂志创刊号上又发表了毛泽东4月15日写的《介绍一个合作社》，文中指出：“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