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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扶贫计划 　　贫，困，穷，三个字一眼看过去就不太舒服，就觉得压抑。描述贫困的字眼几乎相似：没有饭吃，没有栖身之地，没有钱就医，没法上学，没有工作，前途茫茫，低声下气，遭人白眼??　　现代西方学者通过潜心研究发现，应当将贫困的概念定义为机会的缺失而不是收入低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则郑重宣称：贫困实质上是人类发展所必需的最基本的机会和选择权的被排斥，恰恰是这些机会和选择权利才能把人们引向一种长期、健康和创造性的生活，使人们享受体面生活、自由、自尊和他人的尊重。　　中国人对贫困是怎么理解的呢？从字源上来看，贫是财物因分配而少，困是被围在中间无法伸展，穷是整个身体曲缩于穴下。看来在对贫困概念的理解上，我们的老祖先更聪明、更全面。　　贫困的原因有多种，直接的原因在于自己的造化。生在富贵家，不识贫滋味。生在东南沿海，想不富也难。生在穷山恶水，想发财靠做梦。生而不健康，多要吃苦头。遭遇疾病天灾人祸，只有拜求阿弥陀佛。　　贫困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政策机制。户籍制度使农民成为二等公民，其实行的剪刀差政策，使农民贫困了几十年。直到二十一世纪，中国农民才得以免了皇粮国税。脱贫致富形势一片大好，只是前面的路还很漫长。　　人生而为追求幸福快乐。而快乐幸福是必须要有一定的条件，即必要的物质基础。百家讲坛里的于丹教授说：幸福是一种感觉，与经济收入的多寡无关。与此相同的是，现在流行搞“幸福指数”调查，调查的结论也是这么说。对此，笔者不揣谫陋，冒昧献疑——应当是“在达到一定收入水平之后，幸福才与经济收入的多寡无关”吧？　　吃不饱穿不暖，是难以谈幸福的。当然也有个别的例子，比如孔子的大徒弟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孔子大加赞叹说：“贤哉回也！”身处贫困而能自得其乐，那只能是圣贤才能达到的境界，一般人身处贫困肯定是乐不起来的。XX年，由于同伴无钱医治病死异乡，李绍为千里背尸返乡。“人是我带出来的，出了事我要把他带回去”，“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他在外面死了，我们一定要把他带回湖南去”，就这两句话，贫困得无法请运尸车的李绍为怀揣95块钱义无反顾地扛着130多斤重的尸体，让同乡尸骨还乡。这无疑是个人人读来都沉重的故事。故事后来被赵本山演绎出电影《叶落归根》，通过黑色幽默来表现这种沉痛。但后来李绍为接受采访时面部表情却让人惊愕——他没有忧伤，没有感慨，更没有电影中的一点诙谐。这也许是赵本山们始料不及的吧。　　同样的感慨来自于中央电视台的敬一丹。在一次扶贫捐赠仪式上，得到新书包、文具后，大山里的孩子的脸上竟然没有一点丝毫的喜悦之情，而只有漠然。　　贫困就意味着痛苦。当这种痛苦到了极深时，就只剩下麻木。我们的记者得到了这样的认知。　　印度修女德兰毕生为穷人募捐。一天，一名衣衫烂缕的乞者举着他一天乞讨得来的钱要求捐赠。当德兰收下他的善款后，乞者喜形于色。德兰，1979年的世界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在以后的几乎每一次募捐演讲中都要讲到这名乞者的故事，她宣称：“穷人是富有爱心的群体”。孟加拉国的一个金融企业家向穷人开展小额信贷，取得了成功。他的最大功劳是发明或叫发现：“世界上穷人才是最讲信用的群体”。他叫尤努斯，因为这项发现，他被授予XX年世界诺贝尔和平奖。　　扶贫济困、乐善好施的善行义举,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古代孟子说过：“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还有众所熟知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作为一种政府行为，中国很早就认识到扶贫的重要性。周朝政府就有扶贫措施。诗经说：“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到了冬天了，政府该给老百姓发避寒的衣服了。“七十食糜”，就是　　保证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家有肉吃。《周礼》记里就记载：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日赈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后来发展有仓储制度，或叫社仓制度，也是一种扶贫措施。从宋朝开始，民间的扶贫互助组织逐渐发展。　　扶贫是个历史性使命，不但发展中国家要扶贫，发达国家也有扶贫任务。当贫困人口达到一定限度，当贫困程度达到一定限度，贫富差距过大，社会矛盾就不可避免。从过去的历史来说，就会出现官逼民反。拿现代词语来说，就是财富分配不均，通过暴力取得收入成为不得已的手段。老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我们反对的是绝对的平均主义，但财富平均、共同富裕却是人类奋斗的目标。扶贫就是政府实现社会公平、对财富二次分配的一种手段。许多经济学家通过研究认为，当国民收入达到1000美元到4000美元之间时，如果不控制好基尼系数，社会发展将受到严重制约，甚至发生政变之类的倒退。倡导和谐发展、科学发展，就不能不高度重视扶贫。　　贫困是个综合指数，但中国对贫困对象的确定还只能通过经济指标。按照国际标准，每人每天消费在1美元以下，即属贫困，那么中国有1亿贫困人口。若是按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