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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示报告的重要性 　　篇一：党内请示报告制度的建立及其现实意义 　　党内请示报告制度的建立 　　王定毅 　　1947年下半年，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进入战略进攻阶段，许多解放区连成一片，各地党和军队的领导机关过去长期保持着很大自治权的状况，已不能适应战争形势迅速发展的需要，党内存在的某些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和地方主义、游击主义倾向严重影响着革命事业的发展，迫切需要加强集中统一指挥，将权力集中到中央，以保证中央政令军令畅通。为此，中央决定建立严格的请示报告制度。 　　1948年1月7日，毛泽东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要求从当年起必须改正对上级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汇报的不良习惯。指示规定，各中央局和分局书记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报告内容包括该区军事、政治、土地改革、整党、经济、宣传和文化等方面活动的动态、活动中发生的问题、倾向以及解决办法；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常规的报告请示外，须每两个月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内容包括该军纪律、物质生活、指战员情绪等多方面情况。 　　指示发出后，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需要，对请示报告制度先后作了多次补充，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军事机关严格执行。中央采用严厉督促、转批报告、综合通报和个别指导等方法，促进制度落到实处，并对执行不力的党组织和军队进行了严厉批评。 　　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决议》对各项工作中何者决定权属于中央，何者必须事前请示并得到中央批准后才能付诸实行，何者必须事后报告中央备审都作了详细规定，从而使下级在请示报告时有章可循、有法可依，避免了下级因害怕承担责任大事小情都向中央请示的不良偏向。《决议》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具体规定区党委、省委、军党委以至县委和师（旅）团定期向上级请示报告，达到全党全军在方针上、政策上、行动上的完全一致。《决议》标志着党内请示报告制度在全党全军最终确定下来。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党史部） 　　来源：《人民日报》（2016年12月08日） 　　篇二：请示与报告的异同 　　请示与报告的异同 　　“请示”和“报告”是党政机关使用频率极高的两种公文，但长期以来，在使用实践过程中，“请示”与“报告”被错用的情况较为普遍，要么不加区别，“请示”、“报告”合二为一，以“请示报告”不伦不类的面目出现；要么张冠李戴，该用“请示”时用“报告”，该用“报告”时用“请示”，造成混用错用，不懂得区别。这些都不符合《办法》、《条例》中的规定。 　　造成请示与报告与不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的原因是：一是理解上有偏差，没有正确理解请示与报告的真正含义，经常分不开请示与报告的界限，分不清到底应该是请示还是报告。二是拟写人员思想不够重视，没有意识到请示与报告必须分开的重要性，认为总是请示问题报忧不报喜，不如混合起来既请示了问题又汇报了情况。三是领导重视不够，责任心不强，把关不严，等等。 　　请示与报告不分，往往为上级机关的公文处理带来不便，还轻易使上级机关错批、漏批文件，甚至有时延误事情的处理，严重影响公文质量。正确地报送请示与报告，可以使上级机关了解把握情况，便于及时指导，增强上下级机关之间的交流。 　　总之，请示与报告虽均属上行文，有一些相同的特性，但两者的行文目的和要求却不相同，区别也是明显的，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一）相同点辨析 　　请示与报告的共同点主要在于： 　　1、文种源流相同 　　“报告”和“请示”起源相同，可谓同根同源。如前文所述，最早可追溯到古代“上书”，秦始皇改“书”为“奏”，成为臣下上书于君王的专用文书。西汉时的“疏”、“状”，魏晋时的“启”，宋代以后的“申状”、“呈状”等，都属于这一类文书。官府之间，下对上先后使用过“牒”、“呈”、“申状”、“呈状”、“禀”等文种。民国时期，仍沿用“呈”，这种“呈”涵盖了当时的上行文书，包括“报告”与“请示”。民国时期已出现“报告”，但使用不普遍，主要是军事机关下对上的报告。1931年11月中央工农民主政府颁布的《苏维埃地方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中，有一种称之为“报告书”的公文。这种报告书包含了报告和请示两个文种。到抗战初期，在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编写的《改革公文程式的理论与实际》中，报告被正式定为上行公文的一个文种名称；请示也作为上行公文的一个文种名称，报告和请示分开了。1951年9月政务院公布的《公文处理暂行办法》中，又只有报告而无请示，并规定报告是“对上级陈述或请示事项用”的。报告和请示又合在一起。1957年国务院秘书厅在《关于公文名称和体式问题的几点意见（稿）》中，除了报告又有请示，并明确地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