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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方社会信用的伦理基础及其对我国信用文化建设的思考 吴建华 内容提要：本文以西方文化的发展为线索，对西方信用制度的伦理基础进行梳理，从而揭示西方信用制度建立的三大伦理支柱：宗教基础、哲学基础和经济伦理基础。 关键词：西方 信用制度 伦理 近几年来，国内学者对国外信用机制研究的成果颇丰，介绍的文章也很多，但对国外信用机制赖以建立的思想理论基础的研究和梳理却相对欠缺。本文试图以西方文化的发展为背景，来考察西方信用制度建立的伦理基础，这不仅使我们对西方的信用文明有更深刻的理解，也为我国信用文化建设提供可借鉴的思路和方法。 西方信用制度的宗教伦理基础 西方社会可以说是一个宗教的社会，宗教伦理是西方信用伦理的一个重要源泉。 1、《圣经》的盟约道德。《旧约》是西方信用伦理的最早源泉。根据《旧约》记载，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与他的神耶和华之间的立下盟约：耶和华保证亚伯拉罕的子民繁荣昌盛，而亚伯拉罕保证他的后裔只信奉耶和华为唯一的真神；如果犹太民族和他们的领导者不能充分依据立约而生活，那么耶和华所保证的赐福也将收回，他们的国家也将遭受灭顶之灾。[1] 亚伯拉罕与上帝之间的许诺奠定了西方契约论的基础，即通过一种协约，双方正式承诺对彼此的忠诚。这也开创了被西方哲学家称为“道德一神教”的宗教传统。 最早把盟约道德与商业信用联系在一起的是以色列的先知阿摩司，他认为市场贸易应像其他所有的人类活动一样反映上帝的公正和仁慈，欺诈等不公正的商贸行为是对盟约规则的侵犯，是对神的意志的违背，上帝将会惩罚行此不义之人。[2]在《新约》中，耶稣不仅通过许多的比喻和寓言来肯定这种信用道德，并且把盟约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化。《旧约》认为人神之约是神与犹太民族之间的盟约，而耶稣则强调上帝是全人类的上帝，他会救赎所有的人，人神之约不仅适用于犹太人，而且适用于全人类，因此盟约道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 从上可以看出，《圣经》的盟约道德是通过神的惩罚来维系商业信用的，这种出于对上帝信仰的精神威慑力，对于一个信仰宗教的社会来说无疑是强大的。 2、中世纪的神学信用伦理。进入中世纪后，面对各种复杂挑战，基督教神学家开始从古希腊哲学里寻找道德智慧的力量，并逐渐将这一理论与《圣经》的信仰糅合在一起，托马斯·阿奎那便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阿奎那强烈谴责价格欺骗，因为它损害了交换公平的原则。他认为商业交换主要考虑的应是物品的均等，而物品的均等是用它的价格来衡量的。如果一个人按照高于物品所值的价格出卖该物品，在道德上是应该否定的。他明确指出：“为了达到高于公正价格的价格而出卖物品的特殊目的所进行的欺骗行径，是完全有罪的。”[3] 托马斯·阿奎那不仅反对价格欺骗，也反对在商品的质量和数量方面的欺骗。他说，如果一个人在出售物品时缺斤少两，他就是从事非法销售；如果一个人有意以次充好，他就是进行欺骗行为；如果一个人故意销售有缺陷的物品，他就是在干骗人的勾当。因此，卖方应有义务说明所售商品中所隐含的缺陷，否则这缺陷一旦被发现，买方有权获得补偿。 从阿奎那对商业欺骗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实际上已触及到了市场贸易的本质：交易双方追求各自利益中的平等与自由。他的这一观点可以说是现代商业道德和商业信用思想的萌芽。 3、宗教改革的新教伦理。加尔文是新教改革的缔造者，他的创新之处] 是赋予了世俗职业的神学意义。他认为一个人的世俗活动可以证明他的信仰，行善对于救赎来说是必须的。那么，什么是行善呢？加尔文认为，作为一名基督徒积极从事他的世俗职业，就是响应神的召唤和荣耀上帝的恩宠。如工人每天的生产劳动是一种天职，雇主的商业活动也是一种天职。“清教徒的天职，是一种善的行为，也是获得上帝恩宠的唯一手段。”[4] 这样，加尔文从人们的世俗工作发现了宗教的意义。诚然，加尔文和他的信徒们并不热衷于经济改革，但实际上他们所从事的宗教和道德改革却带来了经济结果。新教的天职观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一种精神动力，这种精神动力在马克斯·韦伯看来正是现代资本主义得以形成的关键所在。 加尔文不仅赋予了人类工作的神学意义，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动力系统，而且他所倡导的宗教禁欲主义力量使人们自发地形成了一套与经济活动相适应的伦理标准：勤劳、俭朴、诚实、守信和尊重法律等，这就是著名的新教伦理。韦伯十分重视新教伦理在维护和均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大作用，认为它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控制系统，是市场经济的缓冲器，是世俗理性的解毒剂。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的有机统一，才构成了稳定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社会。[5] 二、西方信用制度的哲学基础 1、古希腊哲学传统。古希腊哲学思想是早期西方信用伦理的另一重要源泉。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最伟大的思想家，也是西方古代伦理学的奠基人。他系统地论述了社会公正问题。 亚里士多德将公正分为分配的公正和交换的公正。他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