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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业转企改制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倪庆华 出版发行研究 　　截至目前，全国经营性出版单位转制工作全部完成，各出版改制单位从不同的层面，对出版转企改制都作了十分有益和有效的探讨，也积累了很多好的经验。作为一种变革，特别是一种产业变革，更需要理论作为基础和依托，借助理论分析来完善变革实践。 　　新制度经济学本身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它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制度，也就是研究主体人、制度、经济活动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诺思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明确提出：“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作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它源自这样一种命题，即理性选择（ 在具体的约束条件下）将创造和改变诸如产权结构、法律、契约、政府形式和管制这样一些制度。这些制度和组织将提供激励或确立成本与收益，这些激励或成本与收益在一定时期内将支配经济活动和经济增长。①从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方法以及目标中我们可以看出，利用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一个变革，特别是分析在变革中人、制度和经济活动本身关系的有效性。 　　出版单位转企改制的实质，是调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通过对旧体制的变革，达到制度变迁的目的，使生产力由旧制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以适应发展的需要。这其中存在着人、制度与经济活动的复杂关系。从事业体制变成企业体制，就是人、制度、经济关系三者之间关系的改变。出版业转企改制的最终目的是培育市场主体，提高经济效能，从这个意义上讲，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探究出版业转企改制是有益的。 　　一、引入新制度经济学的前提假设 　　把出版业转企改制纳入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以前，也必须承认在出版业转企改制中，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三个假定是成立和存在的。因为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如果不存在这些假定，就根本不必对经济制度进行研究。在这里并不是否认各种奉献精神、利他主义的存在，而是基于为理论研究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提供理论研究的一种条件。 　　第一，人或者企业主总是会存在行为上的双重动机，他们追求财富最大化，同时又追求非财富最大化，这时他们往往会在财富与非财富之间寻找均衡，但是，归根到底，个人或企业效用最大化会占据上风，实现非财富价值不能总以牺牲个人或企业财富为代价。更进一步说，虽然出版单位具有双重属性，出版产品也具有双重价值，出版单位具有多重的使命和功能，转企改制的目的也是双重的，即经济效益最大化和社会效益最大化。但作为企业来讲，经济效益最大化会是第一选择。 　　第二，由于人或企业只有有限的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因此，其理性是有限的，也不能作出完全正确的分析判断，因此事情就会充满不确定性。出版业转企改制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更是一个探索的过程。由于人们对转企改制本身以及未来发展的认识同样非常有限，使事情本身充满着不确定性，在不确定性很多的外部环境下，人们无法作出正确的反应，这时契约和制度就会发挥其保证个人效用最大化的作用。 　　第三，人们出于对自己利益的追求，具有机会主义的倾向。在非均衡的市场上，人们在不确定的环境下，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产生复杂的行为，造成复杂结果。威廉姆斯曾假设，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总是尽最大努力保护和增加自己的利益，由此他认为，人的机会主义本性增加了市场交易的复杂性，影响了市场的效率。企业行为也是如此。出版业转企改制涉及到资源的重新配置和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其中必然存在人或组织的机会主义倾向。 　　上述假设的一个重要基础即资源的稀缺性，由于存在资源的稀缺，使个人和组织认识到了制度和规则的重要性。在出版业转企改制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就是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同样需要制度与规则作为前提和基础。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十分丰富，理论分支很多，本文仅以其比较成熟的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企业理论和制度理论四个分支作为指导、分析出版业转企改制的理论基础。之所以选择这四个理论分支，是由于交易费用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最核心范畴和理论基础之一，产权理论对资源配置具有重要意义，企业理论关注的是组织的效率，制度理论有助于提高组织的有效性。这些理论都涉及到了出版业转企改制的核心问题。 　　二、从新制度经济学看出版单位转企改制的动因 　　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看，出版单位转企改制源于交易费用很高，需要降低交易费用，增强主体的竞争力。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交易以经济主体之间所发生的产权转让的形式而普遍存在。如出版活动本身就是一系列复杂的产权转让和交易过程——作者将作品授权给出版社出版、编辑将书稿编辑加工、印刷厂按版型印刷装订成书、出版社再将成书委托经销商发行等等。而这个交易过程是有成本的，这个成本既包括交易过程中产生的成本，也包括制度作为一系列交易中的规则体系，其订立、实施、维护、变革所产生的制度性费用。经济学家们发现，交易所实现的资源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