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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思考 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政委 冯冠筹 2011年以来，市委、市政府部署的全民修身行动中，把“新老中山人融合行动”作为十大行动之一，旨在促进流动人口融合到中山市及其建设中。刚刚闭幕的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这为农民工转移成市民，促进我国城镇化和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当前，我国的城镇人口比重超过50%，流动人口规模达到历史新高，总量已接近2.3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7%，流动人口的流量、流向、结构和利益诉求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融入流入地社会的“市民化”意识不断增强，参与社会管理、享受政治权利、追求“市民待遇”等诉求强烈。但是，由于体制机制缺失保障、社会关系构建滞后、社会组织建设乏力、文化心理存有差异等原因，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存在一些隔阂与矛盾，甚至引发了群体性事件，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本文结合中山市实际就如何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构建“大同城市”，谈几点粗浅看法。 一、流动人口融入社会的诉求表现 据调查，当前，“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劳动年龄流动人口的近一半，其中占据主体的新生代农村户籍流动人口，大多数在城市成长，基本不懂农业生产，基本不愿返乡务农，对城市生活、发展的诉求强烈。如中山市，2011年常住人口312万人，其中非户籍流动人口165万人，占52.9%，在持有居住证的793196名流动人口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有350218人。这些流动人口融入社会的诉求主要表现在“五个转变”：一是从短期滞留向落地归属转变;二是从零散外出向居家迁移转变;三是从打工谋生向追求发展转变;四是从劳力雇用向资源分享转变;五是从底层主张向维护权益转变。 二、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中存在的主要隔阂 流动人口带来流动的社会。不同的族群、不同的习性聚合在一起，难免存在着隔阂。据调查分析，目前流动人口与当地社会融合主要存在“五种隔阂”： （一）思想观念带来的隔阂。很多流动人口往往停留在外地人、外来客、异乡人、打工仔、暂住者等惯性思维理念，仍旧把自己定位在农村，定位在外来人口，自感低人一等，对地域歧视存有天然的敏感，对流入地社会缺失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始终保持对流入地社会一种“陌生人”的感觉。同时，一些本地人对外来人口也存在着本土的、固守的排外思想、抵制思想，或偏见，或歧视，或怕利益受损，不愿与外地人接触、交流、融合，导致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形成两条平行线，增加相互交融难度。 （二）社会生态带来的隔阂。由于流出地与流入地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上的差异，大部分流动人口社会关系的内向性、乡土性突出，不会轻易被同化，基本保留了原本的生活方式、方言方语、风俗习惯、人情世故，往往习惯以血缘、地缘、业缘形成工作圈、生活圈和社交圈，社会活动面呈封闭、半封闭状态，客观上形成了自我隔离状况，加上当前社会公共设施、基层组织服务措施仍不完善，社会共融活动仍然有限，造成流动人口疏离流入地主流社会、主流文化。据中山市流管办调查报告显示，在新生代农民工的交际圈中，接触的频率为老乡50.19%、同事72.58%、朋友39.55%、亲戚15.61%，流动人口融入社会仍存在一定距离。 （三）资源红利带来的隔阂。主要表现为流动人口要求共享资源、同分红利等利益诉求与本地人的利益保护之间存在隔阂。比如我市2万多名代耕农，既不愿意把土地返还当地村民，又不愿意支付土地管理费用，而且违章占地和违章建房，甚至成立非法组织对抗政府、暴力抗法。另一方面，又要求政府解决入户、承认现居住的房屋合法化、没有住房用地的要分配土地、政府收回土地要给予征地补偿和青苗补偿，以及子女上学、就业、参军要与本地人享受同等待遇等。而本地人，在权益受到威胁、蚕食的情况下，也始终坚持“祖辈遗留下来的资源，神圣不可分割”原则，导致流动人口合法、不合法诉求交织叠加，而且与政府依法拆违、收回田地耕种权、本地人捍卫主权之间存在着难以解决的矛盾。 （四）制度设计带来的隔阂。目前，针对流动人口的制度设置往往重管理轻扶持，尚缺乏有效的制度关照。比如户籍关系与福利待遇捆绑在一起，依附在户籍关系上的社保、医保、入学、就业、购房、出入境等条件剥离难；政府设置的一些门槛偏高，如积分入户的有效期只有三年，时间偏短；积分入户到家庭户的，必须提供房产产权证明原件和复印件，而大部分房产商办理房产证时间要在一年以上，影响入户；积分入户各镇区发展不够平衡，有的镇区指标不够用，有的镇区指标用不完；流动人口申请入户需提交原籍地出具的户籍证明、计生证明，而且返乡办证成本较高，等等。户籍制度以及由此形成的一系列尚不完善的制度安排，是造成流动人口难以融入流入地社会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服务管理带来的隔阂。由于流动人口管理体制不够顺畅、部门协调不够有力、管理措施仍存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