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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孝经得心得体会 　　忠孝一体古为今用　　XX年，在局党组的统一安排部署下，全局70后、80后干部对儒家经典书目《孝经》进行了系统的学习。通过自学自讲这一学习形式，我们对《孝经》也有了自己的体会与认识。　　《孝经》，以孝为中心，比较集中地阐述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它肯定“孝”是上天所定的规范，“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指出孝是诸德之本，认为“人之行，莫大于孝”，国君可以用孝治理国家，臣民能够用孝立身理家。《孝经》首次将孝与忠联系起来，认为“忠”是“孝”的发展和扩大，并把“孝”的社会作用推而广之，认为“孝悌之至”就能够“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简而言之，就是不单是对父母要孝，还要扩而充之大孝于天下，爱天下人。为政的人以孝子之心来为政，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公务员是人民的公仆。所以后来发展下去，便有了“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一个人真能爱父母、爱家庭、爱社会，也一定是忠臣。因此，孝即忠，忠即孝。于是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忠君孝亲在理论上是一体的，也就是“忠孝一体”。那么，在当今社会，我们怎样既能做到忠孝一体、又能做到古为今用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孝忠思想的现代扬弃，二是取忠孝精华促社会和谐。　　一、对传统忠孝思想的现代扬弃　　忠孝伦理思想由产生于私有制为基础的封建性社会，加　　上封建地主阶级的歪曲，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的局限性和阶级的偏见性。　　首先是不平等性：《孝经》中，将“忠”与“孝”紧密相连，“忠”是“孝”的延伸，而且是更高一层意义上的“孝”。自古便有“忠孝不能两全”，尽忠则不能尽孝，尽孝则不能尽忠，当尽忠与尽孝发生冲突时，则需“大义灭亲”，舍“小家”而顾“大家”，舍“孝”而尽“忠”，完成更高层次的“气节”。出于对孝行的宣传，统治者往往大肆强调惟父母、君主之命是从，这种因循守旧的愚忠愚孝，使人民过分重视过去的礼法制度，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而变革，扼制了后人的独立性与创新性意识，忽视了后世子孙的独立人格，　　其次是封建愚昧和迷信色彩：“君权神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是明显的反科学的，但由于当时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水平很低，对于统治阶级的迷信宣传难能辨析，就被非科学的蛊惑所左右。　　但是，如果对忠孝涵义进行现代的理解和阐述，我们就会发现，传统忠孝伦理思想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首先，要克服忠孝思想的局限性。我们应当认识到孝不仅是“养亲”，更重要的是“尊亲、敬亲”。孔子对他的学生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指出养亲不敬与犬马无别。同时，我们应把忠孝同“义”联系起来。讲忠孝，要讲申明大义，荀子提出:”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父行不义则净谏为孝，必要时大　　义灭亲君不明，则诌谏为忠，必要时“禽择良木而栖，臣择明主而事之”。这些思想，在今天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方面更有其深刻的现实意义。如许多仁人志士在践行忠孝道德时，孝不唯从父，还推得敬老爱众;忠不囿于事君，而扩大为国家社稷，忠于国家和民族，在家庭和国家关系上，坚持社会本位，忠孝不能两全时、精忠报国为之最大的孝，如古代的岳飞，当代的孔繁森等等，从而使忠孝规范博大而崇高，具有巨大的道德感召力。　　其次，要摒弃“愚忠”、“愚孝”。愚孝源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妻妻的等级观念，愚孝的社会化表现就是愚忠，愚忠愚孝是专制社会与儒家糟粕文化相结合产出的怪胎。在这种观念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每个人是具有其特定角色的，或为臣子、或为人夫、或为人子，每一个角色赋予这个人的都是其应该遵守的伦理道德，但这种角色定位中唯一缺乏的就是人性。　　另外，克服封建性的孝亲思想其实是一种倡导不忘根本的道德规范。《弟子规》中说“恩欲报，怨欲忘”。报恩又何尝不是一种孝亲思想呢？将对于自己有恩之人，置于父母的高度之上，而不是单单只将父母做为自己的孝亲对象。　　二、取孝忠精华促社会和谐　　一是积极发扬孝文化。《孝经》开头便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把孝当作一切道德的根本，说人们的教化从这里开始产生。孔子说，一个人如果能做到孝和悌的话，这种人不会做出犯上的事，更不会在社会上作乱。就　　是说做到孝悌的人，能促使社会和谐，决不会成为社会上的不安定因素。接着又说，一个君子应努力做到为人最根本的事，为了这种根本，各种良好的道德因素就会生出来。协调人际关系的重要手段是仁，而孝正是仁的根本。正确的顺德、合理，就是从敬爱自己的父母开始。这又体现出孝为社会和谐的基础。　　二是积极发扬忠文化。人们常说一个家庭是整个国家、社会中最小的细胞，许多细胞组成人体，许多家庭组成国家。家中和谐了，社会便和谐了。所以“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事亲孝”、“事兄悌”，扩大到社会上，就可以忠、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