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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承志 　　篇一：廖承志与中日关系正常化 　　廖承志与中日关系正常化 　　在中日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除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之外，身为中日友好协会会长的廖承志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建国后的30多年里，廖承志为发展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廖承志对孙平化说：“老孙，你还真有水平，讲了连日本人都听不懂的日语。” 　　建国伊始，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廖承志成为中国政府在对日关系一线工作中的主要负责人。除廖承志外，郭沫若、赵安博、张香山、孙平化、肖向前等一批早年曾留学日本的人员，也战斗在对日外交工作的第一线。 　　新中国成立后，日本政府在美国的影响下实行反共反华敌视新中国的政策，并与台湾蒋介石集团签订了所谓的“日台条约”，使中日邦交正常化一时难以实现。鉴于此，周恩来提出：“先在中日两国人民间进行国民外交，再从国民外交发展为半官方外交，这样来突破美国对日本的控制。把两国间要做的事情都做了，最后只剩下两国外交部签字。” 　　廖承志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着重负责对日工作，开始探索开展中日民间外交。1952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决定9月在北京举行。这年5月，作为会议中方负责人之一的廖承志，在北京接待了二战后来华的第一批日本友人。当时，日本政府严禁日本代表团和公民到中国来，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这批日本友人冒了很大的风险。廖承志风趣地对接待组组长孙平化说：“老孙，你作为历史见证人，要记住，在中日关系史上，应该永远留下他们的名字：帆足计，日本社会党众议员；高良富，女，参议员（绿风会）；宫腰喜助，改进党众议员。他们是不怕犯法，第一批推开中国大门的勇士。”在接待中，由于孙平化的日语水平有限，闹出了不少笑话，幸亏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的冀朝铸用英语同日本朋友交流，才帮了孙平化的忙。会后，廖承志调侃地对孙平化说：“老孙，你还真有水平，讲了连日本人都听不懂的日语。” 　　为了解决翻译人才不足的问题，廖承志四处“挖墙角”，将在延安时期就从事过对日工作的赵安博、王晓云以及留学过日本的肖向前等人调来，组成了自己的工作班子。赵、孙、王、肖被人们戏称为廖承志的“四大金刚”。后来，廖承志还将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吴学文、在北大日语专业读书的王效贤，以及出生于日本关西并曾长期在日本生活的北大归侨学生林丽韫3人挖了过来。王效贤和林丽韫的日语纯正动听，以致周恩来后来曾明确对外交部有关人员说：“我与日本方面的会谈翻译，必须要由林丽韫和王效贤这两个同志担任。”日本友人宫岐世民说：“如谈论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离开廖公是无法谈的。” 　　1952年12月，廖承志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副团长（团长为郭沫若），参加了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他结识了日本参议员西园寺公一。西园寺公一出身名门，对中国非常友好。在和平大会的最后一天，西园寺公一参加了中国代表团举行的晚宴，并即席发表了希望发展日中友好关系的讲话。会后，西园寺公一专程找到廖承志，表达了前往中国访问的愿望。廖承志听后，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从此，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西园寺公一视廖承志为挚友，二人无话不谈。在此后到20世纪70年代中日关系实现正常化的20年中，西园寺公一竭力为发展两国关系呼吁奔走。后来，周恩来赞扬他为中日两国的“民间大使”。 　　廖承志1983年去世后，西园寺公一在撰写的《永远在人民心中》一文中深情地说：“廖先生豁达、热情的人品和那直率的诙谐，开拓着人们的心胸，使他们对当时动辄就误认为是威胁他们的‘竹幕’之国——新中国有了真正的了解。在这件事情上，廖先生是做了不朽贡献的。” 　　廖承志与日本友人、日中友好协会的宫岐世民先生是世交，二人情同手足。廖承志的父亲廖仲恺和宫岐世民的父亲宫岐民藏是挚友。每次到日本，廖承志都要登门拜访宫岐世民。 　　宫岐世民从1953年起访问中国多达21次，每次也都去拜访廖承志和廖梦醒。1963年，宫岐世民担任了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与廖承志的交流就更多了。1979年6月，廖承志率团赴日访问时，在宫岐世民家的书斋中欣然题诗：“再遇蓬莱须满丝，年迩七十石为奇。心交两代情长久，并肩百岁举红旗。”1963年10月5日，中日友好协会在北京成立，廖承志当选为会长。他担任中日友协会长长达20年，同日本朋友有着极其广泛的接触，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83年廖承志逝世后，宫岐世民说：“如谈论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离开廖公是无法谈的。因为他能够用日本人的思维方法来理解日本人的观点，熟知日本的表里。” 　　周恩来说：李德全、廖承志率领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只要到达东京就是胜利”1952年12月底，在廖承志的协调下，西园寺公一访问中国。他为发展日中友好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协助日本方面，就抗日战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