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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运动员的文学 　　新时期我国体育文学的发展http://XX-08-07作者：陈微　　报　　一、“冠军文学”打造“红光亮”的世界　　体育文学是伴随着文学和体育的产生而逐渐发展起来的，而从诞生之日起，人的运动是文学的一道自古不变的主题。文学能够将体育运动中的瞬间辉煌，转变为永恒之美，不仅能抒发出自由体育运动激发的情感，而且能揭示体育与社会更深刻更复杂的联系。　　《荷马史诗》中有许多关于古希腊人举行葬礼竞技的描写，中国古代的《诗经》中也有不少反映出商周时期中国人的体育生活，中国历代的笔记、小说乃至史书中，都有不少反映体育生活的记载，如文学名著《水浒传》中，对宋代蹴鞠、相扑等就有细致的描述。我国现代意义上的体育文学作品最早出现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当时出版的一些体育刊物上偶尔会刊登一些体育题材的小说。１９３４年，联华影业公司还拍摄了一部以女短跑运动员的运动经历为素材的影片《体育皇后》。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文化体育事业的发展，中国体育文学创作也迅速繁荣起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文学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时代歌颂型体育文学创作异军突起，作家们面对百废待兴的国家，以自己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敏锐的观察力塑造了一系列为国争光的体育健儿和教练形象。这一阶段的体育文学与拨乱反正的思想运动处于共时状态，体育文学的叙事目的还是为当时的社会政治实践进行形象的论证，提供精神动力。　　经过“为文艺正名”讨论之后，新时期的文学逐渐走出政治附庸的误区，打开了新的一页。“文革”中经历的是高压下的窒息和沉默，那么进入新时期，呼喊便成为生命复苏的第一需要。这一时期的文学，包括体育文学，尚未完全脱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传统格局，所不同的是“政治”的性质已转到正确的改革开放道路上，作品无不同当时的时代需求以及人民群众强烈的理想情感息息相通。在这个万马齐鸣的时代，体育文学也用自己的方式感应着时代，而体育报告文学正是这一时期中的佼佼者。　　当栾菊杰获得第一个女子击剑世界冠军后，１９７８年５月理由发表的《扬眉剑出鞘》，成为体育题材报告文学的开山之作。随后，被文学界称为“冠军文学”的体育报告文学应运而生。国家体委借助举办全国运动会之机进行征文、评奖活动，更极大地促进了一批歌颂型体育报告文学的出现，如李修玲的体育报告文学集《足球教练的婚姻》中就收录了她4年间的１４篇作品，李超的《好汉刘小光》，罗达成的《奇迹是这样创造的—一记著名棋手胡荣华》，赵丽宏的《新的高度，属于中国》，朱巾芳的《羽球情》，鲁光的《东方的爱》、《强将手下》、《敬你一杯酒》，陈祖芬的《美》等，鲁光的《中国姑娘》更是其中的扛鼎之作。此外，还出现了一些体育诗歌，如胡乔木《中国女排之歌》、周涛《驯马者》、周达《长　　跑者之歌》等。　　这是一个拨乱反正的时期，时代呼唤着各条战线的英雄。这个时期的体育文学创作有两项突出的主题：一是歌颂英雄，二是爱国主义。如果我们检阅一些这个时期的体育文学作品就可以看到，它们中的大多数都以描述为国争光的体育健儿和教练员形象为主。这些人物形象有着统一的概念化的脸谱特征：姿态正派，始终洋溢着为国争光、奋勇拼搏的爱国热情和昂扬斗志。比如《扬眉剑出鞘》里手负重伤、体力下降的女剑客心里重复的是：“只要能把五星红旗升上去，让我去死也干。拼，拼了！”在《中国姑娘》中，作者沿着中国女排的足迹，记录了她们遭受挫折时的苦闷，夺得胜利后的欢乐和激荡，以及她们心中对祖国、人民的挚爱，“女排精神”也因此被发现。从１９８１年到１９８６年的5年，中国女排像图腾一样高踞世界女排的神坛上，崇高而朴实的“女排精神”激荡了整整一代人的灵魂，它带给国人的精神激励和示范效应已经远远超越了体育的范畴，成为整个20世纪８０年代中国社会奋斗激情的集中体现。胡乔木为歌颂“女排精神”，在《中国女排之歌》中写到：“我们的春潮是怎样涨落／春苗是怎样开花结果／滚翻，弹跳，举重，爬坡／人倒了，球救了，腰伤了，别管我／前面是对手，后面是祖国／人生啊，能有几回拼搏／可拼搏的队伍是流不尽的长河??”不可否认，“冠军文学”抓住了饱受外来侵略和欺凌的中华民族梦想期盼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一时代主旋律，通过作品中淋漓尽致的渲染，激发了改革开放以来国人的爱国主义热情。运动员和教练员顽强拼搏的意志和品德，成为了我国人民奋发图强的一支强大精神动力。此时的作家们都怀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豪情壮志，几乎所有的体育文学作品都直接或间接地关注民族国家的历史命运和体育发展的光明前景。正如批评家陈晓明在《无边的挑战》中所说的，20世纪８０年代的文学，构成了“时代集体精神镜像”，“它们从历史本身的情势中涌溢而出，它们就是历史的实在之物。８０年代的中国文化，创造了它的历史主体，一些普罗米修斯式的文化英雄，他们的叙述意识就是这个时代的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