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政 治传播.docVIP

PAGE PAGE 2 中国古代的政治传播 作者： HYPERLINK /scholar-wq.php?names=%CB%EF%D0%F1%C5%E0 \t _blank 孙旭培 中国上古典章文献的汇编——《尚书》就出现过“政治”一词，云：“道恰政治，泽润生民。”政治，简单明了地说，就是治理国家的事务和活动。 传播之于政治，如影随形。几乎所有的政治活动，要么本身就是直接传达政治信息，要么是间接输送政治信息。“政治是传播的主神经，传播是政治的控制器”【1】。人们通过政治信息的流通与共享，相互影响、相互理解、相互结合或相互争斗。从一定意义上说，任何传播都是为了说服受传者。在政治传播中，这一点尤为明显。鉴于传播在政治活动中如此广泛地存在，本章不可能面面俱到地论述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的所有环节，而是只抓住其中传播政治信息最直接，同时也最具中国特色的三个环节，即朝廷决策传播，下情上达与监察信息的传播。 第一节 朝廷决策传播 朝廷决策传播，主要是通过政治信息的交流和意见的表达来实现的。而这在封建社会朝廷的四种决策方式中都有不同的体现。四种决策方式是指皇帝批示直降有司、御前决策会议、宰相决策会议，百官决策会议【2】。前两种，都是皇帝在现场；后两种，皇帝不在现场。下面分别论述。 一、皇帝独断与兼听独断 皇帝批示直降有司，是指皇帝批阅百官奏章疏报，直接决定国事，然后交付有司执行办理。其信息来自呈奏章的官员，决策仅仅由皇帝本人进行。秦始皇经常使用此种决策方式，根据“齐人徐市等上书”，他作出了“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的荒唐决策，根据燕人卢生所奏图书谶语“亡秦者胡也”，他作出“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的错误的重大军事决策【3】。唐宋时期，实行三省制，皇帝运用这种决策方式大为减少。唐宋的三省制，是中书省负责起草政令，相当于皇帝的秘书班子；门下省掌出纳帝命，拥有对中书省的草诏的审核权，即所谓“主封驳”；尚书省负责具体贯彻政令【4】。 但皇帝独断的决策方式从未废弃。皇帝私下的批示，即所谓“斜封墨敕”，或“内批”、“御批”，以秦汉明清为甚。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丞相和中书省，自己亲自批阅文武百官的奏章，进行决策。史书记载，洪武17年(公元1384年)9月14日到21日，8天之内，内外诸司奏札共1660件，计3391事【5】。平均每天他要看207．5件报告，处理423．75件事。这位颇为辛苦的独裁者，因此十分讨厌冗长的奏札。刑部主事茹太素上呈一篇17000言的奏章，朱让人读了6000多字，还没有涉及具体意见，一怒之下，把茹叫来打了一顿。但第二天发现后500字中，建议五件事，四件可行，朱元璋立即下令主管部门施行。朱同时表扬了茹，自己认错，但指出繁文害人，茹的奏章只要500字就能说清楚【6】。 两千年间，皇帝直接批阅文武百官的奏章疏报，是朝廷决策的基本方式之一。这种决策方式的传播，从信息的供给，到决策的作出，即信息源——决策者——有司，信息与意见的流通都是单线的，传播范围极小。 御前会议决策，是由皇帝每天或间隔数天，会见大臣和有关职事官，讨论日常政务或决定重大政治、军事行动，皇帝“听政”，而后作出决断。这是“兼听独断”的决策方式【7】。 春秋时期各国就有朝议制度，以讨论国家大事，决定国策、发布政令等。那时，国君所居的地方都有城墙围绕，称为“宫城”，宫城一般由三道门，从里到外，分别是路门、雉门、库门。朝议制度由于参加者的朝会地点的不同而分别为内朝、治朝及外朝三种形式。能进路门参于朝议者，以国君的宗室臣僚为主。治朝在路门外雉门内，能在此参与朝议的是各种官吏。外朝在雉门外库门内，国君主要在此接见国人，就重大行动，所取国人意见，但“朝国人”之举不常有，经常举行朝会的是治朝【8】。 秦汉时代的御前会议，是那些由皇帝召集，有公卿、列侯，二千石以及大夫、博士等人参加的朝会，属于“朝议”的一部分，举凡立储、宗庙、典礼、分封、爵赏、刑狱等等一切军国大事，均在朝议之列。汉武帝时一次朝会，为是否设置朔方郡发生廷争。主张设置朔方郡的汉武帝，耍了一个小花招，让中大夫朱买臣诘难公孙弘，阐明设朔方郡之便。朱买臣在朝会上慷慨陈词十条理由，公孙弘无言以对，最后汉武帝拍板设置【9】。 唐代的御前决策会议称为“常参”，一般每日或隔日举行。倘若事关重大，需要保密，或者奏事官所奏问题涉及出席常参的官员，则在常参会议结束，百官退出殿堂之后，皇帝再与宰臣及奏事官另行议决。这时，议决的问题更重要，信息、意见交流圈却缩小，也就更容易出现问题。 御前决策会议制度，或者说朝议制度，虽说是制度，但也因皇帝勤惰不同，实行结果也不大一样。以明朝为例，明太祖、明成祖等比较勤奋的皇帝，每天都上朝，并且还有早、午(晚)朝之分。但明穆宗隆庆6年(公元1572年)，“诏以三、六、九日视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