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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乡贤与现代乡村治理 和县县委党校 马婷婷 2014年7月，光明日报刊发的《新乡贤·新乡村》专栏，专门就浙江的乡贤文化和乡村治理进行了连续报道。同年10月9日开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播出了系列报道“走基层 我眼中的乡贤”。2015年7月安徽省委领导作出了关于“大力挖掘和弘扬安徽乡贤文化，涵育文明之风”的重要批示，省文化厅将乡贤资源调研增列为今年的重点调研课题，并决定在全省范围（各市、县lt;区gt;所辖各镇)内开展乡贤文化资源调查。为何近年来乡贤这一群体及乡贤文化受到如此高的关注?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当前高速的城镇化带来了农村的空壳化、精英人才的流失，乡村中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的现象早已成为常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亟需开辟一种新途径、寻找一个新群体参与其中。乡贤治理乡村社会作为一项优秀传统，不仅在古代国家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现代乡村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是不可替代的。 一、乡贤与新乡贤 乡贤是指在本土本乡有德行、有才能、有声望而深为当地民众所尊重的人，它还有一种名称叫“乡土精英”。乡贤的“乡”不是单指“乡村”而是有“本土”、“故乡”的意思。 在我国古代社会治理中，县以下的区域是没有国家权力组织的，从县衙到底层民众之间存在巨大权力真空，主要依靠一些特殊的管理人员来填补。地域性、知名度、道德观，是构成传统“乡贤”的三个基本要素。 现在人们说的“乡贤”，已不再局限于道德和声望层面，而是扩展到了包括在经济、人文、社会、科技等领域取得非凡业绩的精英名流。央视节目“走基层 我眼中的乡贤”，当中的主角有回乡培育乡村文化的赤脚教授，有担任村第一书记调解村民纠纷的退休司令员，有散尽钱财为农民找井打井的退休地质专家，还有自造农民电影的文化站站长。从这些先进人物身上，我们会发现“乡贤”在今天的概念较传统意义上有所变化。“新乡贤”主要指从乡村走出去的人才，或致仕，或求学，或经商，回乡后以他们的经验、学识、专长、技艺、财富以及文化修养、道德力量参与乡村建设和治理。当前，农村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致富能手等先进典型，正在日益成为“新乡贤”的主体。 二、乡贤参与现代乡村治理的前提 现代社会中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前提可分两方面来看，一是必要性，二是可能性。 （一）必要性：现代乡村治理模式面临的困境 1、“私”的观念抬头，“公”的问题涌现 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变迁，经历了传统社会的“县政绅治”、新中国成立初的“乡政权”模式、人民公社时期的“政社合一”以及改革开放后的“乡政村治”。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以后，每家每户都是靠自己的本事来经营，不再是推行人民公社时期的平均主义。时间久了，“私”的观念逐渐抬头，公家的事情人们越来越不愿意去过问了。我们没有理由去指责村民中“私”的观念的出现，因为这种观念是人性与生俱来的,也恰恰因为存在这样的人性基础，一套文化或者制度才被发明出来去制约这种私心。在传统社会有儒家思想的教化，还伴有里甲制度这一类由国家指导的基层管理制度来辅助；新中国成立之后有人民公社这样的集体主义建构；那么，现在的乡政村治模式下又将依靠什么样的文化或者制度来约束“私”的观念呢？不得不承认，在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传统社会凝聚老百姓心气来参与公共事业的思想文化如宗法、族规、教化正在逐步衰落，这也是今天提倡乡贤治理的根本原因。 2、村民自治组织的“附属行政化” 表面上看，现行的“乡政村治”模式下，农村有村两委治理，还有镇党委政府的指导和支持，但是这种村民自治真正能发挥的效力有多少值得反思。现阶段村两委的职能都呈现一种“附属行政化”的现象。由于乡镇机关官员承受着来自上级的任务指标带来的巨大压力，使得镇党委政府只有通过各种手段控制村两委的组织建设、财权、事权才能完成上级的任务，因此村两委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用来应付来自镇一级的工作安排，导致无暇顾及村民自治工作。乡贤往往能对村民自治组织力量的不足形成有效补充。 （二）可能性：乡贤参与现代乡村治理存在一定基础 1、传统观念和制度为乡贤治理提供了土壤 中国古代有“告老还乡”、“卸甲归田”的惯例和制度，还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传统文化，有才能的人饱读诗书、见多识广，退休后自愿成为或被公举为乡村的管理者，与乡亲一起实现乡村自治，已是中华民族一项悠久传统。 2、乡贤文化的草根性能够使乡民更加认可 乡贤是从普通农民中成长起来的，所以无论是人文背景还是日常生活都与普通农民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具有草根性和亲民性，这也使得乡贤文化更容易为农民所理解、所信服。 3、乡贤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存在内在联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的基本规范和要求。从乡贤文化来看，其中也包含着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它与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