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孟潮：中西历史比较研究的新思维.docxVIP

　　近三十年来，中西比较史学的研究有很大的进展，人们突破了长期支配这一研究领域的西欧中心主义，也突破了五十年代以来流行的对西方冲击的回应模式。 　　在中国，柯恩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颇受注意 　　， 　　，1984，但他提出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的主张，并非认识中国特色的最佳途径。 　　只有比较两者的异，又比较两者的同，才能看出各自的特色。 　　要做好比较研究，需要对西方的至少是西欧的和中国的走向近代化的历史进程，有同等深度的认识和学术根柢，又需要在历史观和方法论上有深思熟虑的修养。 　　美国加州大学历史系王国斌教授就是从这两方面来提出问题和讨论问题的。 　　他的新著《探索中国特色中国与西欧经济、政治、社会变迁的历史比较》是从经济变迁、国家组成、社会冲突三个方面来做中国和西欧的历史的比较研究，并希望从比较所得的更大范围的社会演变轨迹中，来改进人们对社会发展的看法。 　　它是迄今我所见到的惟一的一部从整体上考察、在观点和方法上都具有新思维的中西比较史学著作。 　　全书广征博引，纵横论述，有如行云流水，目不暇接。 　　这里，我只就若干历史观点和方法论等作些讨论。 　　多元论是比较史学的出发点。 　　多元论并非新论，尤其在人类学和文化史方面。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一度在中国颇受青睐，也许是有某些偏见。 　　但中国文明决非源于《出埃及记》，则是无可置疑的。 　　汤因比曾说，如果说，二十一世纪是东亚人的世纪，并非惊人之语。 　　然而，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例如王国斌教授所着重讨论的资本主义发展和民族国家的形成这两个近代化的标志，它们是多元的吗？作者在《导论》中的回答是要超越欧洲中心论，首先应当先回到欧洲。 　　应当将欧洲民族国家形成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发生情况，作为历史过程而非抽象的理论模式，认真进行讨论。 　　这是很有见地的。 　　作为抽象的理论模式，它应当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就会出现非西方世界所发生的一切都只是回应西方这样一种单元论。 　　而作为实际的历史过程，与原来具有完整的文化和历史的社会的同类过程做比较研究，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这里，作者显然不同意五十年代以来在美国盛行的逻辑实证主义，即从一般前提和初始条件推出预言性的结论的研究方法。 　　作者在本书上篇即经济变迁篇中批判了当代经济学的危机经济学变成了主题狭隘、远离尘世的数学讲演。 　　而实际上，逻辑实证主义之引入人文和社会科学是从历史学开始的，并从历史学上开始证实和证伪的辩论。 　　在历史学上，这种方法也常使主题狭隘，就事论事，用时间变量代替历史思考，并且，常常会导致目的论、决定论的历史观和预言式的结论。 　　关于这种历史观以及历史不是预言，作者已在书中反复申论，我不再置言。 　　我只想说，就比较史学而言，不需要一位就事论事的裁判官。 　　中西比较研究，是要找出双方在近代化经历中的异和同，并且对之做出评价。 　　这就需要一个行为的价值标准或参照系。 　　如果我们有一个独立的、可普遍运用的价值标准或客观参照系，那将是十分动人的，但也将是无济于事的。 　　因为这样一种标准，如果不是抽象的假设，有如逻辑实证主义的前提，就是按照先入为主的原则建立的、即最终是出于西方经验的大杂烩。 　　本书作者提出了一种独特的比较研究方法，即一方面用欧洲的经验来评价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另一方面则用中国的经验来评价欧洲。 　　通过互为主体，得出新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 　　我想，这也许是惟一可行的、至少是公平的比较史学研究方法。 　　这种方法很朴实，但应用起来并不简单。 　　在我看来，当以该书中篇即国家形成篇中运用最为成功。 　　这是因为根源于文化和历史传统的中西之间在国家理论和实践上的差异，远较双方在物质生活上的差异为大。 　　政治比之经济有更大的选择性。 　　例如，改变中世纪支离破碎局面的民族国家的形成，几乎是欧洲的特有语汇，而中国早已是、并且一直是具有民族认同感的统一国家了，因而，本书作者把国家组成追溯到秦汉和罗马帝国，并英明地把考察走向近代的起点定在公元一一○○年，进行跨越长时段的分析。 　　这才能看清国家组成的道路，在基本不同的道路上也有诸如贵族独立和社会精英干政等相同或近似的问题，和不时会出现的两条道路的接触点。 　　作者主要是从国家与经济、国家与社会、国家维护社会秩序这三个方面来进行中西对比研究的。 　　国家在这些方面的功能、行为规范及其效果，便是评价的标准。 　　应当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的国家在这些方面多半处于优势。 　　到十八世纪，欧洲已进入近代国家，这时中国情况如何呢？如何评价帝国晚期即清代中国，是近年来研究的一项重大课题。 　　本书作者早就参与了这项研究，并曾经以关于清代粮食储运制度的专著而闻名。 　　在本书中，他结合历史传统，对帝国晚期中国国家与社会和经济的关系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