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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论中国为何由盛转衰:意识形态与文化战略
赵凯荣
清之由盛转衰,缘于什么原因,众说纷纭,前一段时间,有些学者认为,腐败导致清朝从盛世滑向衰落,并提出腐败严重是盛衰之变的直接根源”,到底该怎么看?我们觉得,马克思的一些观点对我们来说可能有重大的方法论意义,鉴于马克思很少专门谈论中国问题,惟其如此,更显弥足珍贵。
一、康乾盛世: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确实,中国历史上有过所谓的康乾盛世,但那是什么样的盛世呢?有的学者认为,“拓疆和治乱”是盛世的表现。此见解难以成立。我们认为,清的拓疆,只是就朱明王朝持盈保泰不思进取以长城自我封闭而言的,而清对明的战争,也是在清入关后完成的,拓疆乃自然而然。至于治乱和安居乐业,任何战争结束后,都会如此,不独于清对明的战争而外。还有的学者力图从经济上予以说明康嘉盛世。认为在当时生产力条件下,耕地面积和人口数量的增加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此见解忽视了时代的特征。由于英国工业革命的兴起,在当时生产力条件下,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已经不是耕地面积和人口数量的增加了。马克思说过,手推磨决定了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蒸汽机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任何时候,而不仅仅是某一段时间,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是而且从来就是生产力。马克思认为,随着人类史向世界史的发展,其作用更为突出。可是,在康乾盛世百余年间(1681—1796年),由于闭关锁国,生产力已经落后了,怎能期望有什么真正的盛世。关于这种落后,马克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他认为,仅仅编织机的发明就可能彻底冲毁这种“盛世”。在当时,“例如,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了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1](第88-89页)。所以,“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1](第691页)。马克思还进一步说:“我们仔细考察了中国贸易的历史以后感到,一般说来,人们过高地估计了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和支付能力。在以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为核心的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根本谈不上大宗进口外国货”[1](第725页)。因此在马克思眼中,所谓的康乾盛世不过是“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1](第716页)。问题的实质只能是,由于中国“在当时”闭关锁国,生产力和观念严重落后,实际上早已未战先败,至于是用炮还是什么别的东西已经是其次的事。历史地说,清之衰变自满清时已埋下了种子,以后发生的事情不过是逻辑必然尔。
还有一点是我们不能不提到的,这便是认中国文化具有很强的同化性。一位名叫邓嘉绩的士大夫称:“中国之道如洪炉鼓铸,万物都归一冶,若五胡,若元魏,若辽金,若金元,今皆与吾不可辨也,他时(洋人)终必如此”;另一位方克敬也反对洋务运动,他认为“我专学彼之短,彼尽得我长,则强弱之势愈悬,猾夏之祸愈烈,不数十年,衣冠礼义之邦,将成兽迹之区”。实际上正如世界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教授认为的那样,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文化就再以没有能够同化西方文化,原因很简单,邓嘉绩所列举的“五胡”、“元魏”、“辽金”、“金元”对中国来说是一种野蛮对文明的征服,最终只能被文明征服,而西方文化对当时的中国是一种先进文化对落后文化的征服,情况当然就完全两样了。在这方面,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康熙帝玄烨、纪昀、王锡阐、梅文鼎都负有重大的历史责任。实际上,如马克思指出的,“野蛮的征服者,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本身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1](第70页)。而不是相反。所以马克思才说,当英国人入侵亚洲的古老文明时,不但没有被同化,相反,英国的入侵反而“在亚洲造成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最大的、老实说也是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1](第765页)。
无怪乎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哀叹,李自成失败之最大不幸,在于个人的失败却导致了民族的悲剧,在于造成了满清对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统治,请问,这里可有康乾盛世的影子?不过,郭沫若可能忽略了,早在蒙古人统一中国前,满清的先人们就已经接受了中原文化的熏陶,因此,满清在中国统治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和我们文化的负面影响相关联。
至于生活的安定,也并不能用来证明什么盛世,因为马克思早就指出,中国人除非实在活不下去,否则很少会动乱。马克思在《对华贸易》中引用英国官员米切尔的话十分典型:“中国人的习惯是这样节俭,这样因循守旧,甚至他们穿的衣服都完全是以前他们祖先所穿过的。这就是说,他们除了必不可少的以外,不论卖给他们的东西多么便宜,他们一概不要”[1](第756页)。在马克思看来,这正是“农村公社的自治制组织和经济基础”造成的“农村公社的最坏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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