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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新世纪的民族学术整体观念——《新国学研究》简介 　　“国学”最早是个外来词，是从日本传到中国来的。明治维新前就有了。先是对抗中国汉学，后又对抗西方文化，于是有“国学”及“国粹”等说，来复兴日本本国文化。当20世纪初在中国蓬勃的现代化运动开始时，这个词流传到中国，也主要是对应于汹涌而至的西方文化，即西学。在此意义上，“国学”的定义即本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与学术。而文化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它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具有时代性特点。作为文化研究的学术研究及其概念内涵，因而也应是时代性的，具有与时俱进的开放性和生成性特点。　　因此，一个世纪后，21世纪的今天，当中国再次兴起“国学”热，并几乎无意识地基本沿用当时的、过去的概念内涵的时候，王富仁先生表达了他的观点，即：今天的“国学”或“新国学”决不仅仅是复古。并且在汕头大学创办了不定期的以书代刊的刊物《新国学研究》，来推行他的“新国学”理念。又以洋洋十几万字的“‘新国学’论纲” 系统阐释了他的“新国学”理论。　　王先生认为，“国学”一开始就是以民族学术的整体观念出现的。因此，如果说一个世纪前“经、史、子、集”等几乎代表了当时中国主流文化的全部，当时的“国学”即主要是对它们的整理和研究； 那么，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在全球化境遇下得到了现代化全面发展，比如，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化、专业化，知识分子数量的增加和职业化，现代教育、政治、经济、法律、艺术等的诞生，自然科学的发展，对外国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介绍、翻译和中外文化交流及其研究，等等；它们都应属于今天新世纪“国学”的研究范畴，成为今天民族学术整体中的一部分。 同时，王先生阐述了在当代建构如此“新国学”民族学术整体观念的意义。他认为，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及其学术研究存在归宿感的危机和由此而来的自我意识形式的混乱，而其根源恰在于民族学术整体观念的缺失 。“国学”诞生在中西文化碰撞之时，一开始就隐含对立与排斥的政治色彩。之后，20世纪是一个文化、学术大分化、大裂变的横向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各个学术领域及其内部不同思想倾向、学术观点的形成都有其各自独立的价值标准和评价系统。因此，假如没有一个超越于它们的更大的统一体和标准，那么它们的分裂与独立就将是绝对的、二元对立式的。如此框架的学术体系也将不是互动的，共生的，而是相互歧视、压倒、颠覆、消灭，势不两立，你死我活。20世纪中国几乎成了西方各种“主义”的大战场就是例证。今天复活的“国学”热也仍然隐隐地、无意识地带有与西学对抗的情绪。　　王先生认为，真正的学术是超越直接的现实利益和实践意义的。虽然学术可以通过争鸣的方式发展起来，但学术的价值和意义永远是在对现实实践关系的超越中表现出来的，而不是在对不同思想学说的排斥中表现出来。争鸣不是排斥，而是同情与理解。“学术的真正价值和意义在于它是人类以及一个民族实现自我再生产的主要方式之一。” 所有那些看来尖锐对立的学术领域、派别、成果和思想倾向等，只要在学术的意义上是成立的，那么，在人类以及一个民族的学术整体中就是浑然一体的。“知识分子的各种努力，各种形式的思考和研究，都在这个人类或民族的再造工程中相遇，并且消融了自己的差别。”中国知识分子的各种不同研究和成果将在“新国学”中共栖共存。“新国学”作为新世纪中华民族学术的整体观念亦将成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