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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声无哀乐论》中的哲学立场与美学观念 　　“治世之音安以乐，亡国之音哀以思”。音乐美学自古以来都是人们用具有一定理论形态的概念范畴以及相对稳定的知识结构来进行表述人们对音乐审美意识实践活动的多科认识的过程。美学的哲学理论与其他哲学学派哲学领域都热衷于在美学的主观论和客观伦以及统一论的观点上展开一些争论。音乐美学中的审美之客体关系成了音乐美学中最受人们关注的问题。　　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是我国历史上具有极高思辨性的一部美学论著，它在当时及历朝历代及乃至今日对音乐美学思想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古代人们的智慧和不朽之作，为建设当今社会音乐美学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参照与标杆。　　一、嵇康生平与《声无哀乐论》产生的时代背景　　正始时期有两大文人群体为后世称道，即所谓“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正始名士”的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二人的哲学思辨在哲学史上开创了玄学的新时代，流芳于后世。而后者“竹林名士“的代表人物则有阮籍、嵇康、山涛、王戎、向秀、阮咸、刘伶等七人。此七人之中，同为魏晋时期思想家、美学家、音乐家的阮籍和嵇康常被世人相提并论，且道：“魏晋风流，阮嵇颉颃”。二者相比较之下虽然阮籍的诗更胜一筹，而嵇康的文章之妙处的确是前者所不能及，他在文章的结构逻辑思维、文笔及寓意方面都显示出了独特之处，文风新颖思路清晰的。鲁迅就曾指出：“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总体看来二人各有千秋。不过，纵然阮籍的年岁比嵇康大，可是嵇康思想境界之高深却也是被广泛认可的。可惜当时政坛风云变幻，文人士大夫也必然会受到影响。面对司马氏集团的政权，不同的立场也就决定了不同的境遇：山涛高升；阮籍放纵沉沦；而嵇康因其刚正不阿的性格，致之被杀，当时太学生三千人，集体请求赦免嵇康，愿以康为师，司马昭不许。临行，嵇康奏一曲《广陵散》，从容赴死。　　嵇康幼年丧父，但他并没有因此而被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反而从小就显得“聪颖出群”，这当然与其家庭教导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幼年时的嵇康便是在母兄的怜爱和娇惯中长大成人的。虽然家世儒学，但他自己不涉经学，在这种不师不训的学习环境中，他较早的便在学问上达到了既“博洽多闻”又融会贯通的境界，受儒家学说的影响，嵇康十分重视音乐方面的研究和探索，他将自然之和的美学理念灌注到音乐理论建构中，同时，作为音乐家的嵇康也善于弹琴，对音乐有独立的见解，琴赋序中第一句便写道：“余少好音声，长而玩之。”世说新语雅量篇也曾描写：“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史称其音乐演奏“声调绝伦”，可见嵇康此人的音乐造诣之深。　　二、《声无哀乐论》的哲学立场　　在理论上，嵇康更是独树一帜的，在中国古典美学史上留下了灿烂而又清冷的一笔。其《声无哀乐论》成为魏晋玄学清谈的主要论题，极具思辨性，尤其是首次前无古人地提出了“自律论”的音乐体系。音乐理论深刻联盟而又新颖，打破了两汉经学沉闷厚重的状况，嵇康音乐理论的诞生可以看作是一种崭新的审美意识的出现，在当时及后世的思想界引发了深刻的探讨。　　“声无哀乐”即音乐是客观存在，而情感是主观感受，二者并没有因果关系。引用嵇康的原话便是“心之与声，明为二物”。对于“声无哀乐论”到底属于哪个哲学阵营，大致有两种声音呼声最高：一是唯物主义一元论，主张世界只有一个本原的哲学学说，即音乐是世间本就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其二便是唯心主义二元论，主张世界存在物质和精神两种性质不同、互不依赖、彼此平行的本原的哲学学说，认为“音乐是世上本就存在的”，这句话说明了音乐是思维的一种，而思维是第一性的，思维是先于存在而存在的，嵇康所说的是因为听者内心的情感而导致音乐听起来悲伤或欢快，这样的观点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根据以上两种观点笔者认为嵇康是举着唯物主义的思想意识在阐述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心之与声，明为二物”，其中心在于强调“心”与“声”的区别，虽然嵇康口口声声认为作为“声”的音乐作品一经创作出来就成为一种客观存在，“心”则是主观的东西，“声”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不会因“心”的变化而改变其客观存在。但是《声论》的 开篇处就明确地指出了“心”“声”的本源问题：“天地合德，万物滋生，寒暑代往，无行以成，章为五色，发为五声。”认为“元气”是万物的本源，当然也就是“心”与“声”的共同本源，这显然是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观点与理论。从哲学上的“无”到音乐上的“和”实质都是对有限和无限的辩证处理的产物，而且都对人格与本体的追求联系在一起。　　而嵇康乐论之所以形成如此特色的原因是嵇康的音乐美学思想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与此同时也带有一定儒家乐论思想中重视艺术欣赏主体的观点，受到了道家的思想特色但又包含深层儒家矛盾的玄学思潮影响。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