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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从互文性看《花样年华》和《2046》 ［摘 要］ 王家卫的《花样年华》和《2046》是典型的互文性文本。《2046》对《花样年华》的延续，《花样年华》对《2046》的渗透，表明这两部电影文本的结构都是开放性的，是一种自由嬉戏的互文性文本。把两部影片放进互文性的观看视野，影片所触及的人性的主题则更深远了。　　［关键词］ 互文性；《花样年华》；《2046》　　　　作为一个重要的批评概念，互文性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随即成为后现代、后结构批评的标志性术语。互文性通常被用来指示两个或两个以上文本间发生的互文关系。它包括：(1)两个具体或特殊文本之间的关系；(2)某一文本通过记忆、重复、修正，向其他文本产生的扩散性影响。所谓互文性批评，就是放弃那种只关注作者与作品关系的传统批评方法，转向一种宽泛语境下的跨文本文化研究。这种研究强调多学科话语分析，偏重以符号系统的共时结构去取代文学史的进化模式，从而把文学文本从心理、社会或历史决定论中解放出来，投入到一种与各类文本自由对话的批评语境中。　　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法国后结构主义批评家朱莉亚?克莉丝蒂娃,她在1969年出版的《符号学》一书中首先提出了“互文性”这一术语,“一篇文本中交叉出现的其他文本的表述。”意在强调任何一个单独的文本都是不自足的，其意义是在与其他文本交互参照、交互指涉的过程中产生的，由此，任何文本都是一种互文，在一个文本中，不同程度地以各种能够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的文本，诸如先前的文本和周围文化的文本。在极端的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任何文本都是过去的引文的重新组织.　　在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虽然克莉丝蒂娃是提出这一概念的第一人,但她是受到了俄国学者巴赫金的启发才提出来的。巴赫金把互文性的概念——文本/文化关系引入了文学批评理论。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诸问题》中称陀氏的小说是“复调小说”，这种小说坚持运用语言的不同方式和评价“现实”的不同方式的“并存和相互作用”。罗兰?巴特也曾谈到互文性，并将其范畴略略缩小。在《大百科全书》中“文本理论”这一词条里，巴特这样提到互文性：“每一篇文本都是在重新组织和引用已有的言辞。”这里的引言并不一定指文学材料。　　罗兰?巴特认为，任何一个文本都是一个互文本，其他文本程度不等地以多少可以辨认的形式——先前的和环绕的文化的文本形式——存在于这一文本之中。　　观看王家卫的电影，不时地看到他过去电影中的人物、剧情、对白、符号重复出现，新片旧片彼此交叉、拼接、置换，构成了王家卫电影的独特风景，真是乱花迷人眼。《2046》在人物、剧情和讲故事的风格上都会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花样年华》。　　记忆和重复　　互文手法有引用、模仿、合并、戏拟和置换等。　　据导演王家卫的说法，《2046》和《花样年华》几乎是同期拍摄的，他曾说过“我希望在影片《2046》里能看见影片《花样年华》的东西，《花样年华》里也能看见《2046》的东西”。由此可见拍续集的目的并不是很明显，这两部影片所形成的记忆和重复的效果是导演本身的意图。但是由于《花样年华》在四年前已经上映，所以我们更多地把它看作前文本。　　在《2046》中我们不断地看到对《花样年华》的吸收。周慕云、阿炳、苏丽珍这几个名字，2046的房间号，上世纪60年代的音乐，街角斑驳的墙壁和那盏在雨中有灯罩遮盖着的路灯，都是对《花样年华》的一种心理暗示。　　那句和爱情有关的台词反复出现，木村拓哉扮演的Tak问女机器人“你肯不肯跟我走”；旅馆老板王老板的女儿王静雯的日本男朋友也曾这样问她；新加坡的苏丽珍在赌场救了周慕云，他问她愿不愿意跟他走。很自然地《花样年华》里爱和拒绝的记忆迅速在观众的头脑里又鲜活起来了。那是个愁肠百转、令人心碎的爱情故事，爱得深沉、含蓄、内敛、干净。周慕云和苏丽珍因为新搬的家，成了邻居，后来发现各自的配偶有了婚外情，两人都非常受伤。也许是同病相怜，也许是想追寻答案，也许是为了报复，他们开始排练，没想到假戏真做，一份美丽的情感悄悄地点燃。对这份感情他们过分地去克制，苏丽珍常常提醒自己：“我们跟他们不一样的。”最后周慕云选择了离开，他满怀希望地问苏丽珍：“如果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走？”有趣的是，这些深深地爱着的女人，都沉默着、痛着。张曼玉饰演的苏丽珍在周慕云走后，自言自语“如果多一张船票，我会不会跟他走”。王静雯在她的日本男朋友走后，整天在2046号房咿咿呀呀说日语，“我跟你走”于“ 我明白了”“ 请带我走”“ 我们走吧”。新加坡的苏丽珍同样是带着绝望和伤心离去。只有在王家卫的电影里，才如此深刻地将爱和拒绝的矛盾融为一体，将询问和沉默的对话生动地演绎出来。　　在《2046》里又一次上演树洞和秘密的故事。在通往2046的列车上，木村扮演的Tak问机器人：“你知不知道从前的人有了秘密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