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金瓶梅》中的妓女群体毕业论文.docVIP

试论《金瓶梅》中的妓女群体 摘要：《金瓶梅》一书共一百余回，所写人物约四百多，将当时的世俗人情披露无疑。有达官显贵的腐败糜烂，有商人的势力嘴脸，有无癞泼皮的丑陋虚伪，有帮闲的穷凶极恶。同时作者还着墨描写了一群心灵扭曲的妓女群体：如李娇儿、韩爱姐、李桂姐、吴银儿、郑爱月等。她们为生计所迫，沦为娼妓，固然值得可怜，但是她们也为了赢得权利的庇护，为了获取更多的金钱，明争暗斗，互相欺骗，不单是出卖肉体更是在出卖灵魂，有点可恶可憎。不过这群妓女中韩爱姐算是例外。本文试从妓女群体的形成原因、交易性质、人生出路以及奴性心理四个方面着手，来探究其书的深层意蕴和审美价值。 关键词：妓女群体 金钱 制度 奴性 古代“优”“倡”不分。《说文》：“倡, 乐也。”明人《正字通》说: “倡, 倡优女乐, 别作娼。”清朝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 “以其戏言之谓之俳, 以其音乐言之谓之优。亦谓之倡, 实一物也。”[1]56从这里我们知道古代娼女起源于音乐。所以后世娼女虽以卖淫为生, 而音乐歌舞, 仍为她的主要技术。像古代流传下来许多“名妓”的故事, 如苏小小、李香君、马湘兰、柳如是、董小宛、杜十娘等, 都是才貌双全且有真情和道德的典范，他们与众多的风流才子演绎了千古的佳话，如苏小小与冉玉、李香君与侯方域、柳如是与钱牧斋、董小宛与冒襄。其中充斥着的是她们对爱情的执着，对国家的忠贞，对高尚灵魂的捍卫。她们身为妓女，被社会所不容，在底层挣扎着生活。然而她们却比更多的有识之士来得率直、真诚、有情有义。 然而在《金瓶梅》中，笑笑生以其精深的运笔，巧妙的构思，展现了宋代末期黑暗腐朽的社会图景，揭露了当时世俗人情的颓废荒淫和糜烂枯槁。作者所勾勒的四百余人中，妓女这一群体在其中被淋漓尽致的突显出来。让读者的审美视野得到了更宽泛的拓展。不过，笑笑生对妓女形象的塑造既借鉴了前人，但也跳出了前人的描写模式。在他的笔下，这些妓女有的姿色出众才华横溢、有的相貌平平毫无才情。前者主要活动于上等的妓院，如丽春院，后者主要活动于下等妓院，如谢家酒楼。在上等妓院中的妓女应该是作者着墨较多的一类，如李桂姐、吴银儿、郑爱月儿等。与很多作家描写所不同的是，这些妓女不再是与大批的落魄文人吟诗作词，琴瑟和鸣。她们的目光而是从士阶层转入代商人阶层，她们凭借着姿色、欺骗、斗争，以此来获得权豪恶霸的庇护，亦或是为了生计所迫。出卖自己的肉体，满足男人们的性需要，同时也出卖自己的灵魂，让自己变成“常包”，获取更多的钱财，更多的物质享受。 同样是妓女，《金瓶梅》中的妓女已经不再是我们历史视野认同下的那些高洁的形象，作者颠覆了我们一贯的审美趣味，让我们着眼现实，来了解这一群体的生存境遇和人生出路。本文从妓女群体的特殊境况着眼，解析其不同的内在意蕴及价值。 一、妓女群体的形成原因 （一）历史的遗留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妓女产生的根本原因：“随着财产不均的出现，即到了野蛮期的高级阶段，除奴隶劳动外，零星出现了雇佣劳动，同时作为它的必然伴随出现了跟奴卑献身男性的强制义务并存的自由妇女的职业卖淫。”[2]78在中国有资料可考证大约在公元前100年左右，汉武帝为收买军心穷兵续武，给没有妻室的军士设置了营妓。“妓者伎也，汉武始，置营妓以待军士之无妻者。”(《汉武外史》)唐代又进一步为宫廷高置官妓，妓女人宜春院，或属教坊管辖。婚妓的制度化，使妓女队伍逐渐壮大。到了元代，据马可波罗的游记载，仅大都一城，就有妓女二万余人，出现了除营妓之外的官妓、家妓、私妓。《中国古戏剧史》云“唐宋以后，贵族家中多蓄家妓自娱”。[1]75而真正使妓女走入文学的却是与之相对的文学自觉后的“士阶层”的产生。 逮至晚唐，时势迁变，仕途险峻，士人干渴事功的抱负受挫，而失意萎靡。随之出现了一些观妓、别妓、悼妓、怀妓之作。如《霍小玉传》《李娃传》这些作品大都是天真未泯、随俗雅化的妓女缠绵在一个风流调镜的“士”周围，为“士”而优而喜。直至宋代《义女传·秦少游妓》《浩然齐杂谈》皆属“士”与“妓”。也就是说，这些书中描写的浪漫情爱的基础“文人狎妓”狎客的主体是才子。尤其元代杂剧的繁荣，涌现出一支庞大的艺妓队伍，使在社会动乱和科举制度取消后的沦落为比妓女而不上的宋元文人，找到了显示才情和发泄郁闷的场所。宋元文人成了杂剧创作中的主人，与演员融为一体，这种平等而融洽的艺术合作关系，使妓和士成为了他们美好创作的中心。 但是，到了《金瓶梅》当中，作者笔锋一转，让这些为文人所“歌颂”的妓女围绕在一个集“奸商、恶霸、流氓”于一体的万人诛殊的西门庆身旁。像李娇儿，清代的张竹坡在他的《金瓶梅寓意说》中写道：“李娇儿，乃逃离春风墙外枝也。”[3]420她本是勾栏里唱曲的妓女，西门庆一时兴起，将他娶回家中做了二房，形同“长包”，这也是只有商业市民社会发展到较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