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强谈甲午乙未之际的国事与帝王家事.docVIP

杨国强谈甲午乙未之际的国事与帝王家事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一身承当了战争与议和两重责任的李鸿章在朝野之怒号中退出了 权力的中心。清流群起，在追究战争与议和的因果中走向除弊变法。但这个过程又与深宫 里的母子不和相纠缠，遂使开新、守旧之争与帝党、后党之争错杂交叠，从而使这段历史 往往面目不甚分明。华东师大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杨国强先生深入剖析了这场由家事 、国事的纠结造成的朝局混乱，以说明由清流派群体主导的变法“自其初起之日起便不能 不捆缚于两种君权的起伏分争之中，并在起伏分争里常常顾此失彼”的不由自主。 1894至1895年甲午战争之后，士林中曾出现变法自强的时潮，然而，同一个时间里发 生的帝党和后党之争，又在使变法失其本旨而走向混沌，两者之间的这种纠葛，其故安在 ？ 杨国强：从甲午年六月到乙未年三月，中日之间的战争与议和牵动朝野，使甲申（18 84）之后便少见群鸣的清流在“大野招魂哭国殇”的召聚和动员之下一时重起，以议战议 和为共有的题目再现其群体的激越与高亢。与甲申年的中法战争里政府摧折清流相比，则 此日的朝局已是战争淘汰了久作疆臣领袖的北洋大臣李鸿章，也淘汰了军机处里“专魁柄 ”的孙毓汶和徐用仪。时人谓之“合肥罢权，孙、徐罢政”。之后，是兼任师傅的翁同龢 对于皇帝积久而来的影响，在时局的推引里成了枢府里的重镇；在京师之外，则是居长江 中游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为士林清望所归，正骎骎乎继李鸿章之后而有领袖疆吏之势。他们 都出自清流，亲近清流和引重清流，与此相对称，便是甲午年重起的清流一开始便已不同 于甲申年间，其合众汇聚而彼此呼应，既上达九重又四播天下，并在上达和四播中席卷了 京城内外的士林。这个过程由追究战争失败的责任开始，又在沿波讨源中翻出中国政治和 中国社会的百般弊象，之后由除积弊而倡变法，一路越走越远。在甲午之前的三十年历史 里，清流与借西法以图自强的洋务常相扞格。其共有的旨义大半都在守护中国之固有。而 此日倡变法，则清流议论之所指，已广涉武备、财赋、制艺、科举、庠序、官常、缙绅、 漕运、人材、农事、水利、钞币、厘税、民智、心术，等等，并一归于“扫除更张”和“ 舍旧而图新”。显见得其主旨全在变中国之固有。然则以甲午之后比甲午之前，由守护中 国之固有到大变中国之固有，正说明清流之重起，同时又是清流之剧变。因此以甲午之后 比甲午之前，其间的嬗递遂格外醒目。瞿兑之谓之“清流始旧而继新，洋务本新而反趋于 旧”。 在三十年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过去之后，清流的剧变预示了正在到来的另一个历史 过程。然而在这个过程之外而又与这个历史过程同时发生的，是帝王母子不和致帝王的家 事牵动朝局，从而使帝王的家事深度影响中国的政治。这种牵动和影响虽然源头不在庙堂 之内，但它们出自君权，则庙堂中人已无可回避，而由此蔓延攀连，又会使倡变法和谋变 法的各色人物和种种情节不能不与深宫之恩怨相牵染，并使两者都因此而变得越来越舛错 纷杂。光绪二十年（1894）冬，日军正在辽东攻城掠地节节西进，庙堂之内人心震动。与 之同样为人心造震动的，则是西太后因家事引发的勃然大怒。当日切近深宫的翁同龢在日 记里说： 甫邸（抵）都虞司，又传有起，驰入，会于西河沿朝房。皇太后召见枢臣于仪鸾殿， 先问旅顺事，次及宫闱事。谓瑾、珍二妃有祈请干预种种劣迹，即着缮旨降为贵人等因（ 鲁伯阳、玉铭、宜麟皆从中官乞请；河南抚裕宽欲营福州将军未果。内监永禄、常泰、高 姓皆发，又一名忘之，皆西边人也）。臣再三请缓办，圣意不谓然。是日上未在坐，因请 问上知之否。谕云：皇帝意正尔。 其中的“圣”是西太后，“上”是皇帝，“西边”则指“二妃”。这次召见“前后不 及一刻”而退，是以西太后意犹未尽，两天后又传见，先“论兵事，斥李相贻误”，其次 责备“言者杂遝”，之后，遂历历说“二妃”事，“语极多”： 谓种种骄纵，肆无忌惮，因及珍位下内监高万枝诸多不法，若再审问，恐兴大狱，于 政体有伤，应写明发，饬交刑部即日正法等因。臣奏言明发即有伤政体，若果无可贷，宜 交内务府扑杀之。圣意以为大是。 “语极多”和“种种骄纵，肆无忌惮”，显然宣泄的都是久积的愤怒。时人说“德宗 既由藩邸入承大统，孝钦偏厚母家，援立其兄桂祥女为后，后长德宗二岁，貌不甚扬。长 善二女同时入宫为贵妃。长曰珍妃，工翰墨，善棋，德宗尤宠爱之，与皇后不甚亲睦” （ 据《德宗景皇帝实录》，瑾妃、珍妃为“原任侍郎长叙之女”，而当时记载多误为长善女 。文中以珍妃为长，亦误）。然则“偏厚母家”的西太后之不喜欢“二妃”和尤其不喜欢 珍妃，本是因果相寻而其来有自，而妇姑牵连母子和妇姑牵连夫妻，便常常要使皇帝“意 不怡怿”。但甲午年西太后传见枢臣处分“二妃”，则这种本在宫廷之内的帝王家事已不 能不移到政府，